们一直站在卡逊这边，并出版了许多关于当前环境问题的好书，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她的照片，旁边是众位政治领袖、总统、国务卿的照片。她的照片已经挂在那里好多年，而它就应该挂在那里。卡逊对我的影响比得上墙上的任何一位，或者更多，甚至超过他们的总和。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是孤独的，她懂得倾听，而当权的人们却难以做到。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市的奥尔加·哈金丝给卡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杀死了鸟类，促使她开始构思《寂静的春天》。今天，由于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她关心的一些鸟类（例如：鹰和游隼）不再处于灭绝的边缘。她的著作也可能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但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哈里特·比彻·斯托把为人熟知的、公众讨论的焦点问题写在小说里，把一个全国人都在关注的问题在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她刻画的奴隶形象触动了国人的良心。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相反，蕾切尔·卡逊所警告的危险没人看得到，她试图把问题提上国家议程，而不是为已有的问题提供证据。这样看来，她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讽刺的是，1963年她在国会上作证时，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用奇怪的语气模仿了一个世纪之前林肯说过的话。他说：“卡逊小姐，你就是引发这一切的妇女啊。”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体现在《寂静的春天》所具有的持续性。奴隶制是可以终结的，而且确实已经终结了，尽管一个多世纪之后人们才开始处理它带来的后果。签署一份文件就可以废除奴隶制，化学污染却不行。尽管卡逊提出了有力论据，尽管美国对DDT实行了禁令，但是环境危机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或许灾难发生的速度有所放缓，但仍令人心生不安。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仅用于农场的农药就增加至每年11亿吨，各种危险化学品的产量增加了400%。在国内我们已经禁止了一些杀虫剂的使用，但杀虫剂的生产和出口仍在继续。这不仅说明我们愿意向他人出售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以获利，还说明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规律的作用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受到污染，最终会殃及其他地方。
卡逊作过的演讲很少，最后一次是在全美园林俱乐部。她承认，如果不采取改善措施，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她说：“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她还警告说，我们等得越久，风险就越大。她说：“我们让所有的人面临着接触化学品的危险，动物实验证明这些化学品都具有很强的毒性，而且很多时候毒素会在体内累积。从出生，甚至出生之前，我们就开始接触化学品，如果不作出改变，对化学品的接触将贯穿我们一生。”自从她下了这些断言后，我们不幸地经历了很多例证，因为可能与杀虫剂相关的癌症和其他疾病发生率飙升。问题不是我们不作为。我们确实已经做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我们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环境保护署（EPA）成立于197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唤醒的关切和意识。杀虫剂监管机构和食品安全检查局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后成立了新的机构。农业部往往只看到使用农药的好处，却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从1962年起，国会不止一次地要求确立杀虫剂检验、注册和信息标准，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例如，克林顿—戈尔政府时期，还没有保护农场工人免受杀虫剂危害的标准，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环保署一直致力于确立安全标准。像DDT这样的广谱杀虫剂已经被毒性更强的窄谱杀虫剂取代，但它们并没有经过全面的检测，具有相当的甚至更大的危害。
多数情况下，杀虫剂工业中的强硬派已经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呼吁的保护措施。这些年来，杀虫剂工业仍受到国会的纵容，实在令人震惊。关于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的法规比食品和药品的标准宽松得多，而且国会故意增加了法规的实施难度。在制定杀虫剂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会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种模糊的考量增加了农业产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却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而且把一种有害的杀虫剂从市场上清除需要5到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更强，只要比现有杀虫剂效果稍好，就会得到批准。
依我看，这有点“在低地住久了，因为一点点上升就会自满”的感觉。现有的体制就像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福祉，获取短期利益。我们有理由相信短期利益确实很短。许多杀虫剂并不能使害虫灭绝，也许在开始阶段害虫有所减少，但它们最终会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这样杀虫剂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我们只研究了杀虫剂对成人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我们只是孤立地研究每种杀虫剂的效用，而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的田地、牧场、河流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基本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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