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了一个法律与漏洞并存、行动与延误同在的体系，其表面往往难以掩盖政策失败的真相。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过度使用杀虫剂与基本的价值观不符；杀虫剂最坏的情况是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造成轻微伤害却得不到任何长远收益。真正的结果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22年里，法律、监管和政治体系没有作出足够的回应。卡逊不仅熟悉自然环境，也深谙政治世界的门道，她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在几乎没人讨论利益与权势的两大污染时，她在园林俱乐部的演讲指出，“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们占尽了利益”。她指责了政府为游说费用减税的政策（本届政府力图废除这一政策），她指出：“减税意味着化学工业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阻止相关立法……化学工业本就希望没有法律的束缚，现在如愿以偿了。”卡逊的谴责为当前政治改革的讨论埋下了伏笔。简言之，她准确地预测到政治才是问题的症结。要清除污染，就要理性政治。
一种多年来努力的失败可以解释另一种失败。结果不可否认，也令人难以接受。1992年，美国使用了22亿磅杀虫剂，相当于每个人承受8磅。我们知道许多杀虫剂是可以致癌的，其他一些杀虫剂则会毒害昆虫的神经系统和免疫系统，人类也可能受害。卡逊在书里提道：“我们可以在地板上打上一层蜡，经过的昆虫必死无疑。”虽然我们已经不再使用这种日用化学品，但今天超过90万个农场和6 900万个家庭在使用杀虫剂。
1988年，环保署报告说，已经有32个州的地下水受到74种不同的农药污染，其中包括除草剂阿特拉津，这是一种可能使人类致癌的物质。每年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玉米地使用7 000万吨阿特拉津，150万磅径流流入2 000万人的饮用水源。城市饮水厂无法清除阿特拉津；春天的时候，水里的阿特拉津含量常常超出安全饮用水法规定的标准。1993年，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25%的地表水都是这样。
由于其他原因，DDT和PCBs已经在美国被禁止，但是与雌性激素相仿的杀虫剂又大量出现，并引起人们新的担忧。苏格兰、密歇根州、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研究表明，它们可以导致生育能力下降，引发睾丸癌、乳腺癌和生殖器官畸形。单在美国，雌性激素杀虫剂泛滥的20年来，睾丸癌的发病率就增加了50%。虽然原因尚不明确，证据显示世界范围内的精子数已经下降了50%。这些化学品能够破坏野生动物的繁殖能力，证据确凿，不可辩驳。3名研究人员检查过《环境卫生研究院杂志》的数据后总结道：“现在很多野生动物种群正面临危险。”很多问题都预示着动物和人类的生殖系统将发生巨大而不可预测的变化，但是当前的危险性评估并没有考虑杀虫剂的潜在危害。新政府建议进行这样的检测。
这些化学品的卫士无疑会作出传统的回应：在人类身上的研究没有发现化学品和疾病的直接关联；巧合不等于因果关系（尽管一些巧合强烈地要求作出谨慎的决定，而不是鲁莽行事）；动物实验的结果并不一定适用于人类。这些回答让我们想起了蕾切尔·卡逊从化工工业及其资助的大学科学家得来的回应。她早已预料到这样的回应，并在《寂静的春天》里写道：“公众服下了掺着半真半假事实的镇定药片。我们迫切地需要结束这种虚假的安慰，停止为丑恶事实裹上糖衣的行为。”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在内政部任职、安·戈萨奇在环保署任职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的行为竟然被当作既精明又经济的务实主义。例如，在戈萨奇的环保署，杀虫剂的替代方案——病虫害综合治理（IPM）被当作异端处理。环保署禁止相关书籍出版，IPM方法的证书被认定为非法。
克林顿—戈尔政府一开始就有不同的观点，并决心扭转杀虫剂污染的潮流。我们的政策遵循三个原则：更严格的标准、减少使用化学品、更多地用生物制剂替代。
显然，明智的杀虫剂使用方法要平衡危险与利益的关系，并考虑经济因素。但是我们也要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标准要明晰而严格，检测要全面而可靠。长久以来，我们设立的儿童杀虫剂残留容忍值一直是应有水平的几百倍。怎样的经济效益才能证明其合理性？我们不仅要检测化学品对成人的影响，还要检测对儿童的危害。不同化学品组合的效应也要检测。检测化学品不仅是为了减少恐惧，更是为了减少必然会令我们恐惧的东西。
如果不需要使用杀虫剂，或者杀虫剂在特定条件下会失效，就不应该使用它。必须有真真切切的效益，而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猜想的效果。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关注生物制剂的发展，尽管它饱受化工工业及其政治辩护人的敌视。在《寂静的春天》里，卡逊提到了“真正神奇的昆虫化学控制方法的替代方案”。这种替代方法很多，尽管很多官员漠不关心，生产商百般阻挠。为什么我们不去推动无毒物质的使用呢？
最后，杀虫剂生产和农业是一边，公共健康是另一边，我们必须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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