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拒绝诱惑,做真正的自我

把这个职位让给了巴雷上校——他的一位又穷又瞎的朋友。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政府以前决定给予他的救济金。

每个人都可以体会到皮特的公正无私，可是，他却受到诽谤、抵毁和辱骂。虽然经过他手里的现金有几百万英镑，可是，即使对他恨之入骨的仇敌也找不出他不合法收入的蛛丝马迹，找不到任何可以指控的证据。当国内的那些富豪们纷纷请求给予他公爵爵位、侯爵爵位和嘉德勋位时，他自己总是婉言加以拒绝。在金钱面前，他极度轻视，不屑一顾。皮特还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就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描述的：那些自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人，往往具备了真正的价值。高贵的贫穷提升了他的品格。

据说，著名的法国律师钱米尔德在为一件诉讼案辩护时，因为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书没有及时取出而遭败诉。法官的裁决报告递交给了议会并得到了确认，再也不能上诉了。起诉者在拜访钱米尔德时，由于财产损失惨重而悲痛欲绝。他声称之所以败诉完全是由于钱米尔德未提到一份最重要的文件而造成的，它是这起诉讼案胜诉的关键。钱米尔德说自己没有看到这份文件。而这位委托人坚持说这份文件是和其他文件一同交给他的。最后，钱米尔德打开自己的文件袋，经过仔细寻找，他发现了这个文件。他承认如果把这份文件拿出来在法庭上念上一遍，这起诉讼案是完全可以胜诉的，但是，现在已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了。这位律师立即着手采取补救措施。他请这位起诉者明天早上再来，并取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第二天早上，当他的委托人到来时，他就把这些钱全赔给了他。这样，钱米尔德就失去了自己的全部财产。然而他忠于了职守，勇于承担了责任。不仅如此，他还跑去拜访法庭法官，请求他在以后递交给议会的报告中再也不要提及自己。虽然这个大的失误发生之后，他竭尽所能地做了弥补，但他对自己再也无法相信。

亚瑟·韦尔兹利爵士（即后来的威灵顿公爵）在印度担任公职时，有一天，海得拉巴王朝的首相给他送来了一大笔钱财。这位首相想探听在阿萨亚战役之后，还会给他的国王保留些什么特权。亚瑟爵士静静地注视了他片刻，然后说道：“看来，你是能够保守秘密的？”“当然，先生。”“那我也是如此。”这位英国将军说。他拒绝提供任何情报，并且很有礼貌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还有一次，基特尔特区的王公拉甲通过他的代理人向亚瑟爵士行贿1万个金币。这位将军非常愤怒，他吼道：“告诉拉甲，不管是谁做这样的事，我和其他英国官员都会把它当作一种侮辱。”

亚瑟爵士的亲戚韦尔兹利侯爵，也以同样的方式拒绝了东印度公司的主管们送给他的10万英镑。没有谁能让他接受这份不义之财。“我不必提到，”他说，“我独立的人格和我的职务所应有的尊严，使我只考虑自己的部队。如果让我去克扣那些勇敢的士兵们的军饷，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查尔斯·纳皮尔在印度期间，也展示了他严格的自律精神。“当然”，他说道，“只要我愿意，到锡德以后，我起码可以得到3万英镑的贿赂。但是，直到现在我的双手还不需要清洗，尊敬的父亲传给我的这柄宝剑还没有被玷污。”

詹姆斯·奥拉姆爵士也是个慷慨大方和公正无私的人。在印度，当这位年轻的陆军少校被任命为一支集结起来镇压马希·坎塔叛乱的军队指挥官时，他拒绝了这一令人羡慕的职位，因为他的一个朋友要比他更有资格。他认为，在需要平等的地方，任命一个像他这样年轻的军官担任总指挥可能会引起他人的不满，指出这一点是他的职责。当时在场最高级别的军官就是那个资深的陆军上校。奥拉姆说：“这一职位是我所不能胜任的，资历较浅的我愿意服从他的指挥。就像我所认定的那样，如果他获得了胜利，那么，因为我和他并肩作战，我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万一战争失败了，由于对他的任命是我的提议，那么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但是当时的最高统帅不肯接受他的建议，后来经过他反复申请，才最终得到批准。

锡德战争胜利结束后，上级给全体官兵分发奖金。奥拉姆由于是陆军少校，得到了3000英镑奖金，但是他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些他所反对的战利品，他分文不取，并把这笔钱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其中包括杜福博士的印度教士学校；在库索尼地区的希尔救济院也分到800英镑。苏伦斯夫人后来写信给他说：“您的捐助我们很乐意接受，因为您忠诚于我们所坚信的正义的事业。”

詹姆斯·奥拉姆从未想过要为自己谋私利。在他看来，金钱应当用于资助别人，否则，它就只是脚底下的粪土。他从不忸怩作态，沽名钓誉，一贯的自然、纯朴。对他的生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是感觉到：他总是尊重别人胜于尊重自己，总是把别人的事情看得比自己的事情还重。确实，他拥有一颗博爱的心。正因为他对别人的同情怜悯，将心比心替别人考虑，使得奥拉姆如此强烈地反对一切形式上的不公正。如果在印度的几位主要统治者缺乏这种爱心，那么那里就会成为最令人难以忍受的人间地狱。（注：见《奥拉姆的一生》，哥尔德斯密斯爵士著。）

据说，伟大的劳伦斯勋爵在为一位年轻的印度王公办理某件极为重要事情的过程中，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