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洋彼岸灿烂的孤独落入凹洞的领事

隔绝地生活在孤寂与绝望之中。孤独的领事的唯一希望是这部诗稿能早日出版。

热心的阿尔维蒂立即行动起来，把帮助远在爪哇的陌生的智利诗人当成自己的分内事。他跑了好几家出版社，但都碰了壁。他奔波的唯一收获是，《西方杂志》在1930年3月出版的第81期上选登了诗稿中的3首诗：《死的奔驰》《小夜曲》《梦中的马》。阿尔维蒂不甘心于这种失败。为了让西班牙，首先是当时杰出的年轻一代诗人——“二七年一代”，在诗稿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出版的情况下，能早日认识它，阿尔维蒂采用了新的战术。他带着诗稿走遍马德里，哪儿有诗人聚会，他就去哪儿朗诵。没多久，这部尚未出版的诗稿在新一代诗人中就几乎是尽人皆知了。一群年轻诗人加入了阿尔维蒂的队伍，成为聂鲁达诗歌的热情宣传者。这在西班牙堪称一个文学奇观。对此，聂鲁达曾有过评说：“我收进《大地上的居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当阿尔维蒂、洛尔卡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戏剧家。、阿莱克桑德雷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西班牙诗人，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迭戈赫拉尔多·迭戈（1896—1987），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一代优秀诗人，“二七年一代”成员。一辈人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

与此同时，远在东方陷于孤寂中的聂鲁达渴望着他的诗集能早日问世。他十分担心这部诗集会“未老先衰”——未曾出版就已经过时。诗人心急火燎地向四面八方发信询问、联系出版事宜。这些信有的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有的带给诗人的是如肥皂泡般瞬间就破灭的希望。西班牙伊比利亚美洲出版社曾接受了这部诗稿，并决定出版。可惜就在这之后几个星期，出版社就倒闭了。这让聂鲁达的支持者们，首先是诗人本人大失所望。

诗人的忠实朋友阿根廷作家埃克托尔·埃安迪建议他在阿根廷出版。尽管诗人渴望他的诗集能早日出版，但他还是坚持要在西班牙出：“我觉得阿根廷还是偏远外省，马德里可就完全不同了。”智利对他也没有吸引力，尽管在圣地亚哥出版的难度要小得多。“在那儿，有一位出版商无论如何总会接受我的作品并支付稿费。”诗人在信中这样答复埃安迪。同时，他对智利可能出现的尖刻评论也心怀疑惧。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埃安迪，你还记得我那些名为《我们在一起》的诗吗？它们是在智利出版的，一出版就立刻招来三四篇通篇是辱骂的评论，说这是我的愚蠢的产物。”

西班牙对这部已经存在的诗集关上了大门。该怎么办呢？阿尔维蒂又把目光转向了法国。1931年他找到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杂志《磁石》，它的出版者是阿根廷人埃尔维拉，还有古巴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阿莱霍·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小说家。。埃尔维拉答应先在杂志上登载一些诗篇，然后再订出版全书的合同。聂鲁达曾收到过《磁石》杂志发给他的电报，通知他此事，并许诺将给他寄5000法郎。但他始终没收到过这笔钱。《大地上的居所》这次也没交好运，仍旧未能问世。

1932年，由于经济原因，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撤销，聂鲁达返回智利，带着他那部已经增厚了不少的诗稿《大地上的居所》。现在他的想法与以前不同，无论如何要让诗集出版：不管是在哪儿，不管人们怎么评论。这一次，又是纳西门托出版社接受了诗稿。1933年4月，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1）精装本，印数100册。终于，《大地上的居所》开始了它在诗坛上的存在。两年后，马德里“十字与线条”出版社出版了《大地上的居所》（1925—1935），这时它已“长成”为两卷本，即第一卷、第二卷。《大地上的居所》第二卷（1931—1935）的基调仍是比较灰暗的，但这时诗人已到西班牙任职，结识了加西亚·洛尔卡等进步诗人，作品的色彩比以前鲜明了。至此，聂鲁达做了多年的梦——在西班牙出诗集——才终于成真。他终于如愿以偿。为此而感到高兴的不仅是作者本人，还有他的忠实朋友们——阿尔维蒂和西班牙年轻诗人们。这是聂鲁达和他的诗歌走向世界的开始。

18世纪70年代，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曾在德国掀起“维特热”，年轻知识分子纷纷仿效维特，穿上与维特一样的服装：蓝上衣黄背心，有的甚至像维特一样轻生自杀。这种自杀固然是对现实的一种抗议，但却是消极的、病态的。这种效果是歌德始料不及并且非常反对的。歌德因此在第二版中加写了题诗：

可爱的读者哟，你哭他，你爱他，

请从非毁之前救起他的声名；

请看，他出穴的精灵在向你目语：

做个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后尘！

一个半世纪后，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智利。一个智利小伙子在树下自杀，留下一本诗集：《大地上的居所》。书本打开在《意味着黑暗》这首诗的那一页上，一些诗行下还用笔画着加重线。这幕惨剧对聂鲁达震动很大，让他终生难忘。这成为他最惨痛的创作经验之一。他深深意识到作为一个诗人对社会所负责任的重大。

20世纪40年代，聂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