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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能改写女人的生存策略。
铃木凉美女士
哎呀这就最后一轮啦。
一年真是转瞬即逝。
书信是一种技术含量很低的工具但纸面上的对话比面对面交流更加深入还能展开你来我往的辩论给我带来了不少刺激。而且比起写给广大读者的文章收信人非常明确的书信不容许敷衍和糊弄逼得我写下了不少在其他地方从未说过的话。只能说我是完完全全着了编辑的道吧。你疑惑为什么自己被选中其实刚接到邀约的时候我便为编辑的“阴谋”暗暗叫好。因为我早就对你产生兴趣直纳闷编辑是怎么知道的。
用这封信画上圆满的句号真是再合适不过。用社会学术语说我们谈论的就是如何在实践上打破“结构与主体”的困境这一基本问题。
你写道
质疑结构本身我们这一代容易忽视的事情和姑且应对当前的现实、以免受到伤害现在的年轻女性容易忽视的事情必须两手抓。
话是没错可两者兼顾何其艰难。
若以“场面话”原则和“真心话”区分前者就是场面话主义后者是真心话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一代的女性被同辈男性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耍得团团转受够了他们的场面话于是将男人从“革命”这种非日常状态拽进了名为“日常”的战场。但即便是在那里她们搞不好也活在“男女平等”或“平均主义”①这样的场面话中。再说了如果公共领域的结构完全不变只在私人领域实践那些冠冕堂皇的原则男女双方肯定会互相折磨搞得遍体鳞伤。这类夫妇在我身边已是尸横遍野。如今人们热烈讨论“选择性夫妇别姓制度”另外也确实有人对法律不屑一顾选择事实婚姻忍受着各种歧视生下并抚养子女并坚持在法庭上反抗对非婚生子女的歧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个地步。
我认识很多夫妇他们觉得再嚷嚷也没用选择接受现实优先考虑孩子的利益于是在孩子出生的同时成为合法夫妇这是因为日本的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利于登记婚姻的夫妇他们也无法要求别人放弃这种优势。个人能否在相同的结构下做出与他人不同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可行能力即有没有相应的资源和选项。
你们这代人的犬儒主义也许就是“再嚷嚷也没用反正……”的真心话主义吧。这几年掀起了回顾1970年安保斗争的五十周年热潮②如果政治犬儒主义是学生运动一代留给下一代的遗产[1]那不得不说他们罪孽深重。互联网这种全新的信息工具为真心话主义提供了展现的舞台。
思考“结构和主体”时我总会联想到“慰安妇”问题。这个问题极其复杂致使日韩关系恶化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支持者和学者内部也产生了种种分歧。站队的标准之一就是朴裕河女士出版的《帝国的慰安妇》一书。这本书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幸存“慰安妇”告它诽谤——这本书认为加害者“皇军”士兵和受害者朝鲜“慰安妇”之间其实存在“同志关系”同一种结构逼得前者奔赴险地使得后者不得不从事性劳动。积极为“慰安妇”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人本就是少数派却针对此书观点出现了分歧。
我、兰信三与平井和子筹备两年出版了《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以求抛砖引玉。其中收录了平井和子女士的文章《士兵与男性性去过“慰安所”的士兵和没去“慰安所”的士兵》。当年有“慰安妇”和日本士兵殉情也有人和士兵两情相悦。她们在严酷的环境下寻求聊以慰藉的关系这完全可以理解而且据说她们不收“相好”的钱。当时她们是日本帝国的臣民在前线穿着和服改成日本名字穿着传统日式围裙、挥舞着日本国旗给出征士兵送行。这可能是迫于没有选择余地在那种情况下存在“同志关系”也是可能的在日军占领的地方她们就是被占领国人民眼中的“日军走狗”。也有一些女性施展与生俱来的才智广受士兵追捧如“慰安妇”索赔案的原告之一文玉珠女士。站出来说自己当过“慰安妇”的女性都是从“慰安妇”的残酷现实中幸存下来的人。她们之中肯定有一些人采用了形形色色的生存策略。我们对这些历经艰险的幸存者怀有满腔敬意。
照理说指出“慰安妇”经历的多样性绝不意味着替她们所处的严酷结构开脱。恰恰相反个人在结构的胁迫下带着必死决心行使的生存策略反而凸显了结构的严酷。朴女士的书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它展示了大日本帝国殖民统治对朝鲜半岛的深度压迫就是这种压迫让当地女性迫不得已和敌方士兵结成“同志关系”。然而这本书遭到了拒斥其支持者也备受责难。
这本书还收录了茶园敏美女士研究“潘潘”[2]的文章《名为性的接触区自日据经历说开去》。在日本对潘潘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禁忌。占领期是人们不愿回忆的过去潘潘更是人们不想放到台面上讲的耻辱当事人的证词少之又少连使用潘潘这个词都会遭到限制。而战后出生的女性学者拿起这个主题揭示日本女性在战败和占领时期权力压倒性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她们仅有的资源“性”采取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在女性没有参政权的时代她们被卷入男人自说自话发动的战争又被迫置身于战祸和占领的荒谬局势。女性大可争辩“依附打了胜仗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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