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自由

纳税人有权感到愤怒因为支付给这些大型广告公司的高额制作费都出自税收。

我可不想以“表达自由”的名义为这些性别歧视广告辩护。我反对的是法律层面的限制但不反对市民层面的批评。我同意你的观点“针对某种特定表达的抗议活动可以尽情搞”。不过你后面跟了一句“近年的事件都沿着‘被骂→道歉+删除’的老套路发展这让我感到担忧和沮丧”我却觉得是总算走到了这一步。你说“媒体渐渐无法区分‘尖锐而有趣的观点或抗议’与‘单纯的找茬’”但不惜直面抗议和挑刺也要守护到底的“尖锐而有趣的观点”到底在哪里呢佐佐木先生的奥运猪根本不值一提。这些年遭到抨击的性别歧视广告都是活该挨骂一点都不冤枉站在媒体的角度看迅速撤下也是正确的判断。试想一下换成短短几十年前提出批评的人怕是会反过来遭到抨击被扣上“吹毛求疵”的帽子即使是现在社交平台上也充斥着这种垃圾回帖批评的声音搞不好都会被扼杀。你说“对政治正确的过敏助长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我觉得这样就挺好。这证明关于什么是政治正确的“常识”终于普及了。不了解何为政治正确就说它“老土”还为时尚早。而且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你所说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主义”针对的是谁。如果它针对的不是权力胳膊拧不过大腿而是对女性和性少数等少数群体的批评那就应该被称为必要的“考虑”而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当“性骚扰”入选年度流行语的时候有人批评道“身体接触是职场的润滑油要是不加点油办公室里的气氛会很紧张。”一位在餐馆兼职的年轻女性也告诉我“最近男同事跟我说话都小心翼翼的感觉大家都有点提心吊胆。”我对她说“你想想如果他们不对你小心翼翼会怎么样男的小心谨慎一点刚刚好。”他们“自然而然”的“无心之举”完全有可能是不折不扣的“性别歧视”。“是否有意为之”并非判断歧视与否的依据。

你说你气他们“随随便便就把有问题的东西删掉了到头来什么都没学到毫无长进”。没错他们十有八九是“不会长进”的。森先生说他挨了孙女的数落但他大概还不明白自己说错了什么恐怕永远也不会明白。佐佐木先生说不定还在心里嘀咕“切好不容易想到一个这么有趣的点子”向团队提议时他八成也是这么想的——“哎你们快瞧瞧这个主意怎么样很有意思吧”如果在场的人发出附和的笑声搞不好那个点子就被采纳了。但是坦白说这并不好笑。好笑的前提条件是突破常识、出人意料但这些年遭到抨击的广告在我看来都不好笑尽管创作者对他们的提案颇有信心客户也是使劲砸钱。

究竟是什么变了是社会的原则变了。我认为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而且能到这一步就已经是极限了。森先生和佐佐木先生可能没有认识到问题所在但他们至少应该学到了一点不能在公开场合发表那样的言论。性骚扰者多为惯犯。他们肯定几十年来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偶尔有一次遭到女性的指控于是惊愕不已。我不同情他们却能理解他们的困惑——“我一直都是这样怎么会有问题呢”没错同样的行为在三十年前会被容忍放在今天就不行。我只能说“问题就出在你对时代大环境的变化太不敏感所以受到了惩罚”。

美国爆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那个国家在半个世纪前才刚刚通过承认黑人权利的民权法。当被问及“种族歧视是否会消失”时一名美国知识分子回答NO。同理如果有人问我“对女性的歧视是否会消失”我恐怕也只能回答NO。消除歧视性的情绪难于登天。但许多人已经长进了知道公开场合的歧视行为不仅越界而且违法会遭到起诉和惩罚。如果无可争辩的“令人反感的种种愚蠢表达会因人们不准备讨论它们而被淘汰”那么在“抨击→删除”这一毫无意义的循环发生之前人们就能及时发现问题将其剔除。

就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朝日电视台《报道Station》节目的网络广告[1]也走了一遍“抨击→删除”的流程不知你看过没有。广告上线不过几天一眨眼就走完了这个循环。那是一群成年人的心血结晶他们肯定觉得片子发布以后能收获不错的反响奈何我无法从中感受到丝毫的幽默与诙谐。这种水平的表达根本没有什么可辩驳的。不过话说回来——在广告发布之前的制作过程中制作方内部怎么就没能发现问题呢这着实令人费解。

因此我完全无意以“表达自由”的名义为“抨击→删除”的性别歧视广告辩护。因为它们不配称作“表达自由”。

不过确实有一批人曾奋力争取“表达自由”。那就是促成了2019年爱知三年展“表达不自由展・其后”的人。这场展览不仅受到了口头抨击还有电话骚扰甚至收到“带着汽油罐上门”的威胁总之都是不可理喻的暴力行为。主办方决定在做好万全准备之后重启展览最终得以平安落幕。如果他们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定会轻易屈服于暴力。

人性中的卑劣与嗜虐、优越感与嫉妒心恐怕永远都不可能被消除。就连我都会一怒之下破口大骂“我非要宰了那个混蛋不可”这辈子都不知道宰过多少个了笑。但我绝不会在公开场合说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