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音从左侧传来。沙哑，熟悉。
宋启明缓慢地转头——脖颈的支具让这个动作变得僵硬而吃力。
卡特站在长椅旁边。
这位SKM阿富汗行动总指挥穿着一件同样不合身的病号服，左臂吊着绷带，右脸颊有一片新生的粉色疤痕，边缘还带着缝合的针脚。他苍老了至少十岁，眼窝深陷，鬓边那一贯梳理整齐的银发此刻凌乱地搭在额前。
宋启明没有说话，只是往旁边挪了挪。
卡特坐下。两个男人并排靠在冰凉的墙壁上，看着对面那扇没有任何风景的窗户，沉默了很久。
走廊尽头的护士站传来收音机的声音，伊朗国家电台正在播放波斯语新闻。听不懂，但那舒缓的语调像某种镇定剂，稀释着这片空间里过于沉重的寂静。
“指挥部被端了。”卡特开口，声音像砂纸磨过生锈的铁皮，“你们往西撤的时候，我们正在往北突围。美军的陆战队不只在南边登陆，北边也有一支分队——应该是第26远征队的分遣队。他们直接切入了防线纵深。”
他顿了顿：“通讯塔在炮击开始后三十秒就断了。我没来得及发出最后一条指令。”
宋启明看着窗外。一只灰鸽子落在窗台上，歪着头啄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
“多少人？”他问。
“指挥部一共二十三人。”卡特说，“活下来的，七个。”
沉默再次降临。
那只灰鸽子飞走了。
“11个小队。”卡特的声音很低，不像汇报，更像自言自语，“三百四十七人，这是开战前三天的统计。后来陆陆续续补充过几次兵力，我记不清具体数字了。”
他停顿了很久。窗外的尘霾在他苍老的侧脸上投下浅灰色的阴影。
“撤出来的，四十三个。重伤来不及带走的，阵亡确认的，以及至今没有音讯的——”他吸了一口气，胸腔里发出轻微的、嘶嘶的声音，也许是旧伤，“三百多人。”
三百多人。
宋启明在心里把这个数字过了一遍。三百多个名字，三百多套识别牌，三百多张或年轻或苍老的脸，三百多份正在或者即将从公司账户汇出的抚恤金。
他在坎大哈废墟里捡过那些识别牌。冰凉的金属片，刻着编号和血型，浸透了血，有时候还连着半截伞绳。他把它们塞进胸前的内袋，贴着马库斯那块，贴着没电的手机。
一块，两块，三块……他记不清最后捡了多少块。
都留在撤退路上了。和那些带不走的尸体一起。
“黑水那边呢？”他问。
“比我们惨。”卡特扯了扯嘴角，不是笑，只是面部肌肉的机械运动，“他们在昆都士被包了饺子，两个整编小队，七十多人，活着出来的不到十个。”
他转过头，第一次正眼看着宋启明：“这场仗，所有的PMC都亏惨了。塔利班付的定金还不够付抚恤金的一半。”
“公司打算怎么办？”
卡特沉默了几秒。
“会找塔利班政府交涉。”他说，“他们虽然丢了坎大哈，但主力还在山区，美军的清剿至少还要持续三到五年。他们需要雇佣兵，需要后勤，需要一切还能提供服务的承包商。”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认命般的平静：“这笔账，他们会认。活着的还有死去的，都会有个交代。”
交代。
宋启明咀嚼着这个词。它像一块没有味道的压缩饼干，干涩，寡淡，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
三百多条人命，换一句“会有个交代”。
这就是雇佣兵的归宿。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绷带换得很干净，指尖的茧还在，但指甲缝里已经洗掉了血迹。那双手看起来和十四天前没有太大区别，但宋启明知道，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不一样了。
不是变得更坚硬，是变得更空。
像一口枯井。
“你那个女孩。”卡特突然说，语气很平淡，没有探寻，没有审判，只是在陈述一个他无意中知道的事实，“还在等你？”
宋启明的手指动了一下。
“是。”
卡特点点头，没有再问。
窗外的尘霾似乎淡了一些，阳光从稀薄的云层缝隙里筛下来，在医院惨白的墙面上铺开一小片暖色。收音机换了频道，开始播放一首古老的波斯民谣，女声婉转，唱着什么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
宋启明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他没有回答卡特的问题，不是不想回答，是不知道答案。
苏晴还在等他吗？
他离开时说的是“非洲”，是“父母那边有点事”，是“通信可能不方便，不要担心”。那是11月1日。现在是12月中旬，一个半月过去了。
她发过多少条消息？打过多少次无人接听的电话？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会不会对着手机屏幕上永远显示“未送达”的对话框发呆？
她会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被抛弃了，被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人戏弄了感情？
或者，更糟糕的是——她会不会还在等？
怀着那种“他一定会回来”的、盲目的、毫无保留的信任，一天一天地等下去。
宋启明把手伸向病号服的内袋。
空的。
那部手机在撤退路上丢了。也许掉在某具尸体旁边，也许埋在废墟的瓦砾下，也许——也许更好，它永远留在坎大哈了。
连同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
“感谢你的陪伴，永远不会忘记你，怀念咱们在一起的岁月静好，静在愉悦，好在温馨。”
他没有备份。他不需要备份。每一个字都刻在脑海里，像弹道计算，像武器分解，像无数个深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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