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练习直到肌肉记忆的那些动作。
永远不会忘记。
问题是，她还会不会记得他？
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一个穿着白袍的医生走过来，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叫卡特的名字，示意他该回去换药了。
卡特慢慢站起来。他的动作比十四天前慢了太多，像一架精密的仪器，某些关键的齿轮已经磨损。
他走了两步，停下来，没有回头。
“齐。”他说，“活着回来的人，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
他没有等宋启明回答。
脚步声渐渐远了，消失在走廊拐角。
宋启明独自坐在长椅上，看着窗外那片始终没有温度的日光。
三百多人死了。他活着。
卡尔死了，路易死了，村上死了，马库斯死了，安德烈说“接应点见”然后没有来。
他活着。
这不是幸运。这是债务。
他欠那些人一条命。他不知道该怎么还，但至少——
至少要活着回去。
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不是为了赎罪，甚至不是为了兑现那个“我等你回来”的约定。
只是因为，如果连他也死了，那三百多个名字就真的只是抚恤金列表上的一串数字了。
总要有人记得。
记得卡尔狙击镜里最后瞄准的方向，记得路易说起老婆面包店时的笑容，记得村上高烧中反复呼唤的那个日本女人的名字。
记得马库斯在运输机上抽着烟，说“一起活下去”。
记得那条没有发出去的短信，和那个从来没有勇气当面说出口的——
他睁开眼。
走廊的日光已经从西窗移到了东墙。护士站的白袍身影忙碌地穿梭，伊朗民谣换成了新闻播报，语速很快，语调平静。
宋启明慢慢站起来。
脖颈的支具硌着下颌，左臂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他的身体像一架被严重损坏、勉强修复的旧机器，每一个零件都在抗议。
但他站得很直。
窗外，扎黑丹的天空依然蒙着那层灰白色的尘霾。看不见太阳，但光线还在。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没有枪，没有血。只有干净的绷带，和指尖那道卡桑加时代留下的旧疤。
他用拇指慢慢摩挲着那道疤痕，很久，很久。
然后他转身，向走廊另一头走去。
远处，收音机里的波斯女声还在唱着那首关于重逢的歌。
他听不懂歌词。
但他听懂了旋律。
那是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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