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不多，动筷慢，咀嚼也慢。
饭后，沈静茹收拾碗筷进了厨房。苏晴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宋启明，起身帮忙收拾桌子。
“来书房。”苏建国说。
他站起来，没有回头。
宋启明跟着他穿过短廊，走进那扇半掩的木门。
书房不大。一整面墙的书柜，深棕色木地板，窗边一张宽大的写字台。台灯亮着，光线拢成一小片暖黄色，把窗台上那盆墨兰的剪影投在墙上。
苏建国在写字台后的椅子上坐下。
他没有请宋启明坐。
宋启明就站在那里。
“晴晴说，你有事情要告诉我。”苏建国开口。
他的声音很平，没有质问，没有威压，只是陈述。
“是。”宋启明说。
他看着苏建国。这位少将没有看桌上的文件，也没有看他肩上的军衔，只是看着他的眼睛。
宋启明想起卡桑加训练营的教官。那是个参加过车臣战争的老兵，审俘虏时也是这样的眼神——不是愤怒，不是仇恨，只是专注地、沉默地，看着对方眼底那点无处遁形的真实。
“我的本名叫齐梓明。”宋启明说，“木辛的梓，明天的明。”
苏建国没有打断。
“身份证、学籍、户口档案上的‘宋启明’，是SKM公司三年前为我伪造的。”
窗台上的墨兰在夜风里轻轻晃动。
苏建国的目光没有移开。
宋启明继续讲。
他讲自己出生的小镇，讲母亲去世那年他十四岁，讲父亲重组家庭后他变成“多余的那一个”。他讲十七岁被中介带走的那个凌晨，讲铁皮车斗里无法伸直双腿的六十四天，讲刚果雨林潮湿闷热的空气和木薯糊发霉的苦味。
他讲矿场被袭击的那个夜晚，讲他趁乱逃进丛林，在雨季腐烂的落叶里跌跌撞撞跑了很久，最后被一支雇佣兵车队掠走。
“他们不是救了我。”宋启明说，“他们只是需要一个随时可以牺牲、死了也没人会找的炮灰。”
苏建国的手搭在椅子扶手上，没有动。
宋启明讲SKM。讲这家国际安保公司如何在非洲、中东、巴尔干部署数以千计的雇员，讲他们的筛选机制——“第一次任务活下来的人，才能正式成为雇员”。
他讲第一次扣动扳机时手抖得几乎握不稳枪。
他讲卡桑加训练营泥浆里翻滚的日夜，讲教官说“这里没有第三条路”。
他讲了法国外籍兵团，讲零下三十度的雪地生存训练，讲伞降课时从飞机舱门跃出的那一秒，风灌进喉咙，什么都喊不出来。
他讲被派回夏国，讲两年的蛰伏，讲那些“客户”——跨国企业高管、来华访问的政要、需要低调护送的特殊人员。
他讲苏晴。
讲第一次在图书馆看到她，她正踮脚够书架顶层那本《战争与和平》。他走过去帮她拿下来，她笑着道谢，眼睛弯成月牙。
他讲那时他已经执行过十七次任务。
他讲那之后每次任务间隙都会想起这双眼睛。
他讲九十一天前接到调令，讲阿富汗的坎大哈，讲运输机上马库斯递给他那支烟，说“一起活下去”。
他讲那条撤退路，讲三百多人的队伍只剩下四十三个。
他讲马库斯的身份牌现在躺在他宿舍床头柜的抽屉里。
他讲三周前他刚从这片战场撤下。
他讲三天前他把这些全部告诉了苏晴。
他说完了。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夜车，轮胎碾过路面，带起一阵细碎的回响。
苏建国沉默着。
他保持着那个姿势，右手搭在扶手上，左手放在写字台边缘。台灯的光把他的侧脸切成明暗两半，让人看不清表情。
过了很久。
“SKM。”苏建国说。
他的语气依然是陈述。
“是。”宋启明说。
“公司在夏国的业务范围。”
“表面是商务咨询和安保护卫，实际承接海外利益集团在夏国的非正式安防需求。”宋启明说，“部分任务涉及敏感区域。”
苏建国没有问“敏感区域”是什么。
“你在公司的编号。”
“E-4713。”
“直属上级。”
“古德里安，法国人，不知道是否是真名。”
“合同期限。”
“五年。已经完成三年零九个月。”
苏建国的问题密集而锋利，像手术刀，避开无关的皮肉，直抵核心。
宋启明一一作答。
有些问题他预料到了。有些没有。但无论哪一种，他都没有停顿。
书房里的空气仿佛凝住了。那些被他用平静语气陈述的事实，一件一件落在这间不大的空间里，沉甸甸地堆积起来。
苏建国没有再提问。
他靠在椅背上，第一次把目光从宋启明脸上移开，投向窗台上那盆墨兰。
台灯的光把墨兰的影子拉得很长。
“你今年多大？”他问。
“二十岁”宋启明说，“快二十一岁了。”
苏建国没有回头。
二十岁。
他二十岁时在军校，冬天五公里越野，夏天四百米障碍，最大的烦恼是食堂红烧肉总被抢光，暗恋的女生经过队列时会忍不住挺直腰板。
眼前这个年轻人二十岁，已经经历过刚果、阿富汗、四年的雇佣兵生涯。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窗外最后一辆夜车驶过，久到客厅的挂钟敲响十二点的报时。
“你告诉晴晴这些，”苏建国终于开口，“是想过什么样的日子？”
宋启明抬起头。
他听懂了这个问题。
不是“你想让她原谅你什么”。是“你想和她过什么样的日子”。
他想起三天前那个傍晚，苏晴坐在307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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