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北方国家知道南方国家不是一盘散沙。”
同日晚，里约会展中心地下车库。
克劳斯手下最得力的手下，前斯塔西外勤汉娜·沃尔夫，与一名南亚环境NGO负责人进行了二十分钟“偶遇”谈话。
这位负责人是“七十七国集团”峰会，谈判团队的非正式顾问。
“你们明天要在谈判桌上，提技术转让和生态债务，”汉娜用流利英语说道。
“欧洲人会点头同意的，但美国人应该会继续保持沉默。”
“但你们需要让美国人开口，愤怒的，防御性的，拒绝的开口，只要说话就可以，无论说什么。”
“为什么？”顾问问。
“因为沉默不是新闻。”
“布什说美国生活方式不向谈判开放，是全世界的头条。”
“如果他只是坐在那里不吭声，头条就是峰会平淡收场。”
汉娜递过一张纸条。
“明天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签字仪式，美国代表团不会出席。”
“我们需要你们的人在签字后，立即召开记者会，不要骂美国，要感到遗憾，为地球遗憾，为人类遗憾。”
“语气要沉痛，不要愤怒。”
顾问看了纸条，上面是预先拟好的三句英文：
“美国缺席的地方，不是签字的空白，是领导力的真空。”
“世界等了十二年才等到里约，我们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能等到华盛顿。”
“我们不是来谴责，我们是来邀请，邀请美国加入人类共同的未来。”
“这不是谴责，”顾问抬起头，“这是挽联。”
“是的。”汉娜说，“挽联比骂街更让人睡不着。”
第二天下午，153个国家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
美国席位空置。
南方国家代表记者会的三句话，当晚登上《纽约时报》网站首页。
次日出现在巴黎，柏林，伦敦十七家报纸的评论版。
《卫报》专栏作家写道：“里约有许多沉默，但最响亮的沉默，来自那个空着的座位。”
92年6月中旬，里约峰会在妥协与失望中闭幕。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没有约束性减排目标，《森林原则声明》被批评为“空洞的废话”，《21世纪议程》所需资金连三分之一都没落实。
但九黎的战略室不关心协议文本。
他们只关心情绪的流向。
“美国成功被塑造成唯一的反派，”李征宇在跨洋电话中对克劳斯说，“现在需要第二步：让欧洲人质问自己的政府，为什么你们跟着反派走？”
“时间窗口？”克劳斯问。
“三周后，慕尼黑，G7峰会。”
“七国首脑坐在一起讨论经济，我们要让他们的麦克风里传进街上的口号。”
克劳斯沉默三秒：“三周足够，但我们需要一个引爆点。”
“会有的。”
92年7月3日，慕尼黑。
G7峰会原定议程是讨论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经济复苏，失业问题和对俄罗斯援助。
但会址周围三公里范围内，两万名抗议者让所有计划都变了形。
这不是普通的示威。
上午十时，玛利亚广场。
五千名年轻人从八个方向同时涌入，没有人喊领袖口号，没有人举统一制式的标语牌。
但他们的标语内容惊人地一致，是专业印刷的英德双语海报。
“美国生活方式=地球葬礼。”
“美国人每吃一个汉堡，亚马逊雨林就冒起一阵青烟。”
“环境杀手，滚出去。”
另有相当数量的标语矛头转向德国政府：
“科尔在里约说了正确的话，在华盛顿说了错误的话。”
“波恩的外交官有两个舌头，一个对欧洲说环保，一个对美国说遵命。”
“北约演习的碳排放谁来买单？巴伐利亚的天空不是靶场。”
抗议者封锁了通往峰会会场的四条主干道中的三条。
一万两千名防暴警察全副武装。
对峙最激烈的场景，发生在美国驻慕尼黑总领馆门前。
当地报纸称之为“美国之家”的那栋现代主义建筑。
六十名防暴警察排成盾墙，催泪弹发射器上膛，守着一片不到五十平方米的花坛。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守那片花坛，”当天参加抗议的学生后来回忆，“他们只知道上级说不能让示威者靠近美国国旗。”
花坛完好无损。
但全球媒体的镜头记住了这一幕：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欧洲的心脏，需要上万名警察才能保护自己不被花盆砸中。
南德意志报次日社论标题：《胜利者被围攻》
文中写道：“冷战结束不到三年，美国赢得了对抗莫斯科的胜利，却在慕尼黑街头输给了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们不是恨美国，他们只是深爱地球。”
“他们要求美国对地球好一点，这本来不是过分的要求。”
克劳斯在慕尼黑郊区一间安全屋里读完这篇社论，拨通了西贡的加密线路。
“你看到了。”他说。
“看到了。”李征宇的声音带着笑意，“你们的议题包渗透率不错。”
“不止。”克劳斯说，“今天下午有件事没上新闻。”
“我们的人在美国之家对面安排了一个小型合唱团，唱的是《给和平一个机会》。”
“本来预期吸引几十个记者。”
“结果唱到第二段时，防暴警察第三排有四个年轻人跟着哼了起来。”
“他们的排长发现后把整个排撤下去换班了。”
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
“这是你安排的？”李征宇问。
“不是。”克劳斯说，“这是自发的。”
“我们只是点燃了柴堆，风往哪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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