踩上去吱呀响。钢筋像丛林一样竖着，横着，斜着，构成一个危险的迷宫。
远处，几个工人在绑扎梁柱钢筋。动作最利落的那个，是陆战。
陈默走过去。离着十米，陆战回头了。
不是听见脚步声——工地上太吵，听不见。是直觉，是战场练出来的警觉。他回头，眼神像刀，扫过来，在陈默身上停住。
然后他眯起眼。
陈默走过去。陆战没动，就站着，手里拿着钢筋钩子，钩子尖闪着冷光。其他几个工友也看过来，眼神警惕，手里工具没放下。
“陆战？”陈默开口，声音被风吹得有些飘。
陆战盯着他看了三秒，然后低头，继续绑钢筋。铁丝绕过去，钳子一拧，咔，固定。动作没停，但陈默能感觉到，他在等。
“我是陈默，‘生命前沿’公司的。”陈默掏出名片——方舟伪造的，烫金字体，厚实挺括，在灰暗的工地上显得格格不入。
陆战没接，也没抬头：“邮件是你发的？”
“是。关于你女儿小雨的治疗——”
“你怎么知道我女儿？”陆战打断，声音很低，但带着某种危险的质地，像绷紧的弓弦。几个工友围过来，站成半圆，像某种原始的阵型。
陈默保持平静，但手心在出汗。风很大，吹得名片边缘颤动。
“我们有全球医疗数据库，筛选符合条件的病例。你女儿的病例很典型，适合我们的新疗法。”
“免费？”
“完全免费。我们是临床试验，需要数据。”陈默说，背出台词，“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安排小雨去我们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所有费用——交通、住宿、治疗、后续复查——我们承担。”
陆战停下动作。
他慢慢直起身，转过身，面向陈默。他比陈默高半个头，肩膀很宽，但背微驼。工服沾满污渍，但穿得很整齐，扣子都扣着。安全帽下的脸沧桑得像被砂纸磨过，左眉骨到颧骨那道疤在阴天里发暗，像一条蜈蚣趴在脸上，狰狞，但已经不新了，是旧伤。
他盯着陈默看了五秒，然后摘下沾满铁锈的手套，在工服上擦了擦手——其实擦不干净，手上全是老茧和裂口。他接过名片，扫了一眼，又看陈默：“你是中国人，为什么给外国公司干活？”
“公司在华业务，需要本地人。”陈默流利地说，“而且，早衰症的研究，中国病例很关键。小雨的情况很特殊，对我们很重要。”
陆战把名片塞进工服内袋，拉上拉链。然后重新戴上手套，拿起钢筋钩子，转身继续干活。
“我考虑考虑。”
“陆先生，”陈默上前一步，脚下模板吱呀作响，“早衰症的病情发展很快。每拖一个月，治疗难度就增加一成。你女儿今年七岁，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陆战绑钢筋的动作停了。
他背对着陈默，肩膀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冷——今天虽然阴，但不冷。是因为别的。
“你知道我女儿多大？”他问，声音有点哑，像很久没说话。
“七岁零三个月。出生日期是2018年11月3日。去年十二月因心力衰竭住院一次，今年一月又因脑梗住院。目前左半身轻度瘫痪，视力下降，每天需要服用七种药物。”陈默背诵资料，语气平静得像在念病历，但每个字都像针，“你还欠医院四万七千元，工地预支了你三个月工资，你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馒头，晚饭面条，为了省钱。”
陆战转身。
这一次，他眼神变了。不再是警惕，是某种更深的东西——愤怒，被侵犯的愤怒，但更多的是恐惧。恐惧被人看得这么透，恐惧这最后一点尊严也被剥光。
“你调查我？”他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
“我们要对患者负责。”陈默面不改色，但心脏在狂跳。他在赌，赌陆战不会动手，赌陆战还存有最后一丝理智——因为女儿还需要他，他不能进监狱。
“如果你不信任我，可以现在打电话给‘生命前沿’上海办公室核实。电话在名片背面。”
陆战真的掏出手机——一个老旧的智能机，屏幕裂得像蜘蛛网，用透明胶带粘着。他走到角落，背对陈默，拨号。陈默能听见方舟伪造的接线员声音，专业，甜美，带着美国口音的中文：
“您好，这里是生命前沿上海代表处，我是凯瑟琳。有什么可以帮您？”
陆战低声说了几句，报出陈默的名字，问公司，问项目。接线员对答如流，甚至主动提出可以发正式邀请函到邮箱。两分钟后，陆战挂断电话，走回来。
眼神里的怀疑少了一半，但警惕还在，像一头受过伤的狼，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你们要我做什么？”他直接问。
“配合治疗，定期反馈，允许我们发表病例报告——当然会匿名。”陈默说，“就这些。”
“就这些？”陆战笑了，笑得很难看，那道疤扭曲起来，像蜈蚣在爬，“天上掉馅饼的事，我三十八岁，只见过一次。那次我在汶川，以为楼里只有孩子，结果炸了，里面还有三个大人。”
“我不是馅饼。”陈默说，向前走了一步，离陆战只有两米。风很大，吹得他头发乱飞，但他没退，“我是来给你枪的。”
“什么？”
陈默看了看周围的工友。陆战领会，挥手：“干活去。离远点。”
工友们散开，但没走远，在二十米外站着，往这边看。
两人走到楼体边缘。这里没有护栏，只有一圈临时搭的防护网，网眼很大，能看见下面。二十层，六十米，往下看头晕。街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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