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故都遇故知

近还有辟雍（周天子所设的大学）和太学（国家最高学府）。孝文帝重视文化教育，就将这片区域题名为“劝学里”。到了武定四年（546年），使持节、尚书令、大行台、渤海王高澄把石经都搬迁到邺城去了，此地不再留有任何石经。

白曜拱手问道：“胡公、杨公，某鄙陋，不识石经之用，敢问此乃佛经耶？”

胡孝世正色答道：“非佛经也，此乃儒家经典，圣贤之书。读书人若想在朝廷当官，必研习石经所刻之文章。朝廷取士，必考其文。”

白曜挠了挠皮弁：“这般石头刻字，比咱们贺兰山岩画还费事，汉家夫子何不书诸羊革？”

胡孝世捻须笑道：“小郎有所不知，昔年蔡中郎奏请刊石，正是为定经义、息讼端，防止私篡经义。昔董卓焚洛阳，惟此石经与太学门阙岿然独存。”

胡孝世抚碑沉吟：“石虽不能言，但最可信。纵兵燹毁城，终不灭圣贤之道。”

接着，杨衒之便向白曜做了一番详细的解释：儒家经书流传，一直以来都靠手抄。最早是抄在竹简或木简上，叫简册，讲究一点儿的，抄在缣帛上，叫帛书。东汉造纸术发明之后，因为纸张更为轻便，抄书就逐渐改用纸张了。但由于辗转传抄，经书难免会抄错，不但错字、漏字、串行、脱句都难以避免，就是整章整段地颠倒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读书人所用的经文，往往文字不一。而朝廷考试，只能以官府官定的经文为准，所以往往发生文字的争端。为此，不仅博士之间互相攻讦，甚至还发生过考生贿赂主管政府藏书的官员，企图偷改藏书的经文以符合个人私藏本的丑闻。

本来，到东汉后期，太学的学风已经日益败坏。汉安帝时期的太学里，博士倚席不讲，学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沦为菜园。放牧的人在校舍里放牧，打柴的人在校舍里打柴。

到汉顺帝时，虽然修复了许多校舍，但学风还是每况愈下。到了汉灵帝熹平四年，灵帝下决心把标准的经文刻在石碑上，立在太学里，作为朝廷法定教材向全国公布，意在统一全国的经文，以杜绝私弊。所以石经一刊布，马上受到读书人的欢迎。每天前来观看或抄写经书的人所乘的车有千余辆，填塞街陌。

白曜抚膺而叹：“噫！鄙人竟不知石经之重若此！”

劝学里周围还有大觉寺、三宝寺、宁远寺、承光寺四座寺庙。他们仨顺路都一一去参观了一遍。

每座寺庙的周围都有果园包围，出产珍奇的水果，有大谷梨和承光柰。

杨衒之拊掌而叹：“吾尝闻耆老者言，报德寺产大谷梨，俗谓‘含消梨’。其汁若琼浆，其味胜甘露。至大者重可十斤，坠地辄化水，诚异事也！”

白曜倾身问：“杨公曾尝此梨否？”

杨衒之摇首：“未得亲尝，某亦道听途说耳。然以理度之，其肉必酥脆，触地即碎，入口即化。”

白曜不觉咽津，拊髀叹曰：“若得此梨，虽千金亦愿易之！”

当时承光寺也多果树，其中的柰味道最美，人们便将二者并称，“报德之梨，承光之柰”皆为京师之冠。

然后杨衒之介绍了京师的建寺历史：报德寺开了在外郭城建寺之风。孝文帝迁都洛阳时曾有规定：城内唯拟建永宁寺等极少数大寺，外郭城内亦拟严格控制新建寺宇。当然，这一规定过于严苛，孝文帝本人也未能完全遵守，他在迁都后便在外郭城南建有报德寺。其后宣武帝在景明年间（500～503年）再次重申‘城内不造立浮图、僧尼寺舍’。但这条禁令从未被严格执行，城内先后建造了瑶光寺、胡统寺等皇室所建佛寺，以及如建中寺、长秋寺、昭仪尼寺、景乐寺、愿会寺等由权力顶端和拥有相当财富的贵胄、宦官所建佛寺。

孝文帝的四弟元羽和七弟元详都在报德寺之东建了寺庙。报德寺往东，广陵王元羽建造了龙华寺；龙华寺再往东，北海王元详建造了追圣寺，两寺并在报德寺的东面。两寺僧房的数量以及举行佛教法会的数量都与秦太上公寺相当。

胡孝世拱手问：“彭城王元勰未曾建寺乎？”

杨衒之答道：“勰亦建寺。城东明悬尼寺即其所立。然高祖孝文帝七兄弟中，惟二弟元禧、三弟元干未建伽蓝。”

白曜拊掌而疑：“此二人独不事佛耶？抑或贫不能建？”

杨衒之捻须笑曰：“非也。元干与孝文帝同殁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元禧继薨于景明二年（501年）。时迁都甫定，建寺之风未炽。若使二人得至孝明朝，以彼贪财竞奢之性，必起金刹凌云，岂让诸王哉！”

他们仨沿着东城墙根向北走，来到城东的明悬尼寺。明悬尼寺是彭城王元勰所建的，在建春门外石桥南。三人走进寺内参观，看见寺内只有一座三层宝塔，简朴得很，没有过多的修饰。他们也没有逗留很久就走出来了。

寺的东边有晋朝时叫作“常满仓”的大粮库，高祖孝文帝元宏曾经下令将它改称为“租场”，天下各地向朝廷上缴的租税贡赋大都聚存在这里。

建春门是皇城东墙北起第一门，阳渠在建春门附近汇合流向东，建春门外有一座石桥。明悬尼寺就在石桥的南边。

“明悬尼寺，此寺名有何深意？”胡孝世问。

杨衒之便给他解释：《易。系辞上》说‘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意思是说高悬于天空的显著且明亮的物象（如日月星辰），没有比日月更大更亮的。强调日月作为天象中最宏大、最醒目的存在。元勰取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