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

，后返回俄国，通过了国外毕业证书的认证考试，进行了庄重的医生宣誓：“我心怀感激地接受科学赋予我的医生权利，深知这一称谓背后的责任重大，我承诺毕生永不玷污我于今日所加入的医生团体之荣誉。承诺随时随地竭尽所能，救死扶伤，忠诚捍卫患者家庭隐私，绝不滥用患者给予我的信任。”

那是1916年，她结婚的那年。同年，廖利娅于萨拉托夫出生。萨拉开始行医。

我至今仍收藏着一个黄铜门牌，上面用大写的黑体字母写着：“萨拉·金兹堡-弗里德曼医生”。这个门牌张挂的时间并不长：一年后，旧的拼写法被废除了；再后来，整个习以为常的生活全乱了套。但这个门牌连同一整盒名片却被保留下来，被带到了莫斯科，作为未被践行却须臾不敢忘却的承诺。这些有开始却无结果的事例在当时屡见不鲜。1917年3月，米哈伊尔·弗里德曼——萨拉的丈夫成了一名律师。如今已经无法想象，这在当时需要付出多少艰辛。除了完成法律学业之外，公务员律师需要通过实习，做满至少五年的律师助手，出差达到一定的公里数，以便深入了解法律调停的各种细微之处。在太姥爷的护照上，用于登记户籍地以外暂住记录的最末几页上，密密麻麻地盖着无数俄国城市的印章。

这本护照（永久期限，价格15戈比）是1912年5月23日由萨拉托夫市警察署签发的。护照上注册的名字是米赫尔·达维多维奇·弗里德曼——米哈伊尔是太姥爷后改的名字，为了显得跟别人一样。他于1880年12月15日出生，中等身材，信奉犹太教，在兵役一栏注明是后备兵，黑色头发，无特殊相貌特征。翻过几页，在和萨拉·金兹堡的结婚信息后面，是经官方拉比阿里·舒尔曼证实的信息：“弗里德曼夫妇婚后育有一女‘奥莉加’。”在同一页稍靠下的位置上写着，律师协会接纳他为团体一员。下一个对太姥爷的生平同样如此轻描淡写的证件，便是他的死亡证明了。

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当时的生活是何等充实，引人入胜，充满各种事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显著而清晰的十年—1907—1917年间。再往前，迷雾再次合拢，什么都无从分辨了。太姥爷的父亲——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据妈妈说，也是一名医生，但下诺夫哥罗德和萨拉托夫的城市档案中却查无此人。只有一处，在1877年官方拉比博鲁赫·萨霍德编写的下诺夫哥罗德市犹太社团成员名单中，有个叫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的人，一位二十四岁的小市民。这实在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无法被视作足值的社团成员，他们因“无法给礼拜室带来任何收入而默默无闻，其中有些既不经商，也不识字，另有一部分是后备役的士兵，随时可能遵照长官命令调离下诺夫哥罗德，余下的便是未成年者”。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达维德·扬克列维奇·弗里德曼，按照年龄推算，完全有可能是米哈伊尔（米赫尔）的父亲、我的祖太姥爷。我有很多张他的照片：戴着金丝夹鼻眼镜，日渐衰老消瘦的面庞。最后一张六寸照片是他和一条狗的合影，摄于1906年，在他临死前不久。

和所有人一样，他也有好几个孩子，像野果子一样撒落在新时代的轨道上。小男孩米赫尔和鲍里斯讲述过他们心爱的乳母——一位乡下妇女，胖胖的，唠唠叨叨。很多位舅舅中的一位娶了这位年轻的乳母，被她那壮硕的身体和迷人的制服所俘获。在当时，从事这种有益职业的女人们时兴穿俄式萨拉凡连衣裙，上面缀着好几条红色珠串。他们乘着蒸汽机船在伏尔加河上游玩，捡球果，烧茶炊。米赫尔普通无奇，考试总在三四分上下（五分制），通过了药剂师学徒考试，却打算报考法律系。1903年，他“因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接受教育”而迁出下诺夫哥罗德市。这份迁出证明上盖着市管理局的大印——一头鹿若有所思地扬起右蹄，却迟迟不肯迈步。

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弗里德曼，曾经寄语外甥“要活得有趣”的人，于1923年11月11日因急性阑尾炎在博特金医生的诊所去世。死亡证明显示其身份为“公职人员”；在萨拉写于风云诡谲的1938年的自传中，谨慎地回避了丈夫的律师生涯，说他“在矿务总局担任经济员”。1923年他才四十三岁，廖利娅才七岁。大约在此前一年，他们一家人从萨拉托夫迁居莫斯科，具体时间和原由无人确知。令人称奇的是，几乎与弗里德曼一家人同时，像被内心的一阵风驱赶着似的，另一家人也来到了莫斯科：小男孩廖尼亚——廖利娅未来的丈夫和他那还十分年轻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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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过很长的时间跨度的手法在小说中屡见不鲜，然而，当你意识到自己是在讲述生者故事，却细思极恐——当然，其实是死者故事，但这并无任何差别。太姥姥萨拉在廖利娅出生之前的青年时代洋溢着开端的气息，仿佛一切还在前方，充满着无限可能。自1916年起，时间开始缠绕在卷轴上，被卷进众所周知的共同命运的卷毡中。一个世纪以后，当我开始依次寻访她在圣彼得堡的居所时——那些几经改造、失却了门牌号的房屋，甚或是彼得格勒大街上被夕阳点亮的一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