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青云直上

听从了曾国藩的意见，把江忠源等人派往广西战场。1851年5月，曾国藩见朝廷办事效率极低，咸丰上任后不思进取碌碌无为，激愤之下，又上了一道自认为极其大胆的奏疏：《敬呈皇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本人。曾国藩在同期的家书当中阐明了此疏的用意，上书是为了杜绝皇上的“骄矜”之气，扭转朝臣的“唯阿之风”。此疏概括起来，主要有四层内容：

咸丰

一是批评咸丰皇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比如臣下晋见皇上，该穿何种服色，本有明确规定，皇上却反复过问这些小事；而对于一些大事，皇上却不闻不问。比如发往广西的人员，安排极不合理，姚莹威望颇高，却只是“泛泛差遣委用”，而严正基地位低贱，资望浅薄，却委以办理粮台大任。这些，都是疏于大计的明证。

二是批评咸丰皇帝徒尚文饰，不求实际。曾国藩明确指出，皇上继位年余，曾表示广开言路，对于内外臣工上奏之折，有建设意见的将给予奖励，但结果呢，“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即使是对于那些稍事奖许者，也只是做做样子，毫无实际效果。比如，“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这都是皇上“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的表现。

三是批评咸丰皇帝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刚愎自用。曾国藩指出，皇上继位之初，曾经公开宣称要“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但近来却连下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容臣下‘更参末议’”。这是皇上失信于臣工的具体表现。况且，目前情势紧迫，广西军务大计独由皇上一人运筹，实为不妥。

奏疏到了结尾处，曾国藩几乎要给咸丰皇帝以警告了，曾国藩告诫咸丰皇帝，如果不听忠言，一直骄矜处世的话，那么，皇帝就将会觉得直言者面目可憎，奸佞之臣和蔼可亲，当今社会那些毛病将继续蔓延，没有尽头。

这样的奏疏，话语的确说得太狠了一点，也可能是曾国藩想仿效古代的谏臣吧，故意把事态说得严重一些。年轻的咸丰皇帝没有看完，就把曾国藩的奏疏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并且，召来军机大臣，想问罪这个迂腐的老夫子。大臣们苦苦求情，曾国藩才免予获罪。余怒未消的咸丰皇帝自此之后，一直对曾国藩耿耿于怀。在此之后，曾国藩的恩师多隆阿被罢免，咸丰对曾国藩更是心存芥蒂。也许是性格和气场的不尽相同吧，在内心深处，这个一生好诗词、美酒，尤爱女色、房中术和春药的乱世皇帝，对谨小慎微的汉族臣子曾国藩，一直不太感兴趣，他从未将这个湖南乡下人当作自己的爱臣。

不过年轻的咸丰皇帝在这件事的处理上，还算是开明——冷静下来之后，咸丰还故作姿态地颁布上谕，对于曾国藩奏折一事作了说明。在上谕中，咸丰辩白说，虽然曾国藩的奏疏显得迂腐欠通，但毕竟用意是好的，对于下面的建议，朝廷只能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对于一些沽名钓誉的谏言，只能用“毋庸议”来表达——显然，咸丰是想以如此方式打一个圆场。对于曾国藩，咸丰甚至还给予了某种褒扬，又让他兼署刑部侍郎。这样，年纪并不太大的曾国藩，陆续担当并且同时兼任过礼部、吏部、兵部、工部、刑部等六部侍郎。这样的经历，在京城的汉族官员中，可谓屈指可数，也足见曾国藩的能力和声望。不久，曾国藩又被咸丰任命为四川乡试的主考官。曾国藩在四川悠闲地待了几个月，不仅得到了很多实惠，同时游历了西南之地的很多地方，领略到在京城从未享受过的风光。

那一年夏天，长江流域暴发了百年未遇的大水灾，饿殍遍地，民不聊生。朝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政策，长江沿岸的横征暴敛依旧继续。在这种情况下，熟悉民间疾苦的曾国藩又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在曾国藩看来，南方暴乱之所以此起彼伏，主要原因就是那些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导致官逼民反。现在，长江沿岸同样潜伏危机，这些地方如干柴烈火，一点即着。在奏折中，曾国藩详细地列举了很多严峻问题，看得出，曾国藩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楚的了解：

一是银价之高，钱粮难交。苏州、松州、镇江、太平田赋钱粮之多，为天下之首。每一亩田地，产米一石五六至二石不等，如果除掉佃户分得和抗欠的数目，土地所有者的全部收获，满打满算只有八斗。而规定征收的粮食却在二斗左右，兑换成漕斛，再加上帮费，又要除去二斗。每亩共收八斗，交税已用去六斗，土地所有者就只能获得两斗了。虽然如此使上交的六斗米都以实物形式去交纳，老百姓还会觉得很方便。无奈征收实物的少，征收折银的多。即使是有时漕粮征收实物，而帮费还必须折成银两，地丁也要交纳银两。老百姓用辛勤耕作所得到的米去卖钱，可是米价太贱，百姓还是埋怨；拿钱去换银，则银价太高，百姓埋怨……

二是盗贼太多，良民不能安全。庐州、凤阳、颍州、亳州一带，自古以来都是盗贼密集的地方。北到丰县、沛郡、萧县、砀郡，西至南阳、汝州、光州、固原，这都是天下的中原地区，一旦盗贼一哄而聚，祸患则难以预测。近期听说偷盗的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