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意识，还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自身原因，她们都有机会选择晚婚或者干脆不婚。
然而，卷起这次浪潮的人数还没能足够产生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改变社会主流的婚姻方式，至少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虽说第二次浪潮的胜利一举扭转了原先的婚嫁格局，使我们这代人有更多机会推迟婚姻；但这次浪潮并没有将自身架设在婚姻的对立面上，它反倒从令人窒息的婚姻状况出发，向世人发出呼吁。
这一问题在美国女性的心底已经无声深埋多年了。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一种奇怪的萌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深沉的渴望降临到女性的身上。每个住在郊区的已婚妇女都在独自一人与之抗衡。当她们整理床铺、去杂货店购物、挑选沙发套子、和孩子们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开车接送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们、夜晚在丈夫身旁躺下时，她甚至都不敢问自己那个埋藏在心底已久的问题：“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吗？”[9]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在书中的第一段，贝蒂·弗里丹就一片片地剥去了上世纪中叶美国现状的外皮，将真实的内核赤裸裸地展现给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们：在她看来，成千上万的女性亲身经历的厌倦、愤怒和痛苦，均来自所谓专家们的“言论桎梏”，他们认定女性“只有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才能实现她们的人生价值”。根据弗里丹的观察记录，这些“智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来告诉女性们“如何使自己拥有一个男人并且让他永远待在自己身边……真正的女性不需要职业上的成功、更高的学历和政治权利——只有老掉牙的女权主义者们才去追求自力更生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弗里丹还写道，那些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成长的女性，对自身潜在发展的认知十分局限。她们矢志不渝地相信“从少女时期开始直到人生结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夫教子”。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这部书的第一版刚上市就卖出了一百四十万册，虽然它的畅销似乎说明了当时弗里丹的观点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得到人们的接纳和认可，但是直到它成为第二次浪潮的发轫之作时，才真正得到了广泛关注。[10]20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群体普遍早婚，并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缚。在这本书的号召下，女性解放的意识一下子在人们心中爆发了。
但有件事却颇为奇怪，正如法学学者瑞秋·莫兰（Rachel Moran）指出的那样，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号称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早期和普通的婚姻状况”，但极其讽刺的是，推动这场运动浪潮的支柱性力量中，没有单身女性什么位置。
尽管《女性的奥秘》这本书是向束缚女性自由的镣铐——早婚早育——发出的一声呐喊，但作者并没意识到（甚至没有考虑过）婚姻本身也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因素，或者说婚姻对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选项。弗里丹主张赋予女性一定的权利，强调要扩大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动，但是这个观点却没有质疑家庭本身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在弗里丹的书里，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她把男性对女性的关注与女性价值的实现本能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把单身女性置于了一种极其绝望的境地中。[11]弗里丹带着非常困惑和难以置信的语气写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医师根据临床经验判定，单身的女病人要比已婚的女病人更开心一些”。另外，她还把苏珊·安东尼，一个传奇的“怨愤泼妇”式的人物，列入早期女权主义者的队伍，并且富有让步精神（她的胸怀该是多么慷慨大度啊）地承认，虽然“当其他的‘女性参政者’开始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安东尼觉得她们背叛了自己”，但她并没有变成那种“和一只猫孤独终老的刻薄老处女”。
1966年，弗里丹参与创办了全国妇女组织，并出任该组织的第一届主席。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有人问及全国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将婚姻和抚育子女同工作结合到一起”。[12]这一组织宗旨进一步说明，其不“接受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设定，即一个女人必须要在做贤妻良母和走进职场这两者中做出选择……我们相信，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新式的婚姻观念上的，是对责任的平等分担”。[13]这在当时（直到现在也是！）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全国妇女组织不该只是全国已婚妇女组织；而且不少迹象表明，这个组织认为每个女性都需要（或者都应该）按部就班地结婚和养育子女。
这只是弗里丹狭隘观点的其中一个面向。
她没有考虑到那些也许并不想被强迫加入这类新办协会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也没有注意到那些已经转变了婚姻模式的，在近几年以及在将来都越来越不依赖婚姻的，已经不再选择做家庭主妇而是选择外出工作的，以及从丈夫的控制中独立出来、能够同时供养自己和孩子的美国女性群体。另外，她还忽略了广大的黑人女性。
对于遭受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来说，相较于她们的白人同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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