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接受大学教育和拥有“财政大权”的概率更低，她们的父母和未来的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学教育，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而且她们更不可能拥有外出工作的选择和机会。因此，黑人女性很少会像弗里丹的读者们所体验到的那样，对繁冗的家庭生活萌生痛苦的醒悟。
事实上，在弗里丹被历史铭记与致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经在相关领域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城的律师萨迪·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为创造世界辉煌的一分子”，她们希望自己可以参与到那些“能生产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的工作中去。[14]亚历山大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女性的地位和受保障程度会提高。另外，“如果她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制造者的位置，她们就会收获一种满足感，有助于她们获取内心的平静与幸福——这里原先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见，早在弗里丹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在为女性的利益而申辩了。
就在弗里丹因为倡导已婚女性工作（事实上，黑人女性已经提倡了很多年）而被认为开启妇女运动之滥觞时，黑人女性却因为各种扰乱社会的理由被加以指责。在《女性的奥秘》出版两年后，那些用实际行动践行书中观念的女性，在一场席卷全国的讨论中被推至风口浪尖：人们认为她们不仅参与影响了黑人家系单位的权力分配，还引发了社会和经济动乱。
1965年，美国劳工部助理部长，同时也是未来的纽约参议员——丹尼尔·帕崔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发布了一则名为《黑人家庭：需要国家为之采取行动》（The Negro Fam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的报告。这份报告详尽地分析了自建国起便一直困扰美国的种族议题。莫尼汉说，“美利坚合众国，是伴随着黑人奴隶制的先天缺陷出生的，黑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这个国家辉煌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污点”，这种不平等，早已背离了“《独立宣言》所许下的全部承诺”。莫尼汉明言，随着中产阶级白人所在的城郊区快速发展、非裔美国人位于的贫穷城市逐渐走向衰败，一道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已然在种族群体之间形成，“由于这种新型住房模式的产生——其中大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经济支持的——恐怕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校园系统的种族隔离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然而，尽管上述观点认识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从古到今，并将持续下去的不平等，莫尼汉最终还是把他的言论归结为一点，而这一点是如此冷漠无情：黑人贫穷的根源来自婚姻形式的解体，对此，那些叛逆的女性难辞其咎。“黑人家庭情况的恶化，”莫尼汉说道，与众多解体的婚姻关系、私生子现象以及“几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活都是由女性主导”的事实紧密相联。
让我来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关系：在经济十分动荡的社区，仅靠一份很低的薪水养育孩子，常常难以为继。但是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单份收入的情况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原因。越来越少的赚钱机会让婚姻不再有利于女性自身的生活，女性离开家庭外出工作不仅没有危害性，相反，还有利于促进处于劣势的黑人社区和黑人家庭的稳定发展。然而莫尼汉却认为，女性如果脱离了男性的控制，掌握了家庭生活的统治权，会将社会秩序卷入混乱、病态的洪流；母系社会结构凭空而生，不仅不符合美国社会之常理，还与父权制的结构体系相违背，进而“严重阻碍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
单身者的慰藉
在欣欣向荣的女权运动中，那些比弗里丹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获得广泛关注，她们竭力主张女性不应该只单纯要求工作上的平等，摆脱婚姻的束缚同样是女性应该享有的正当权利。
1969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马琳·迪克逊（Marlene Dixon）写道：“婚姻制度是长久以来压迫女性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生而为人妻正是引起女性反叛的根源。”第二年，女权主义者希拉·克罗南（Sheila Cronan）也写道：“婚姻制度使女性变成了奴隶……女性若想获得自由，必须卸下婚姻制度的镣铐。”除此之外，还有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安德莉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发表的那句著名言论——“婚姻是将强暴变为现实的一种制度”。
1970年时，女性首次结婚的中值年龄逼近21岁，在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已婚人数所占比例为69.4%。[15]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显示了当时社会与政治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卓越成效：1960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使用避孕药，向性解放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1969年，石墙事件[6]引发了同性恋群体的维权运动，这些无意与异性结合的男人女人们一直坚持不懈地争取社会的认可。
作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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