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别登上历史舞台的女同性恋者在第二次浪潮中并不是很受欢迎。众所周知，弗里丹把同性恋者称为“紫色威胁”（lavender menace），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对那些所谓“仇视男人”的女权主义者表示嫌恶，[16]她认为她们“藐视男性、藐视婚姻、藐视生育的言辞与行为”，很可能会歪曲女权主义的信条——“女性在渴望平等权利的同时，也渴望继续爱她们的丈夫与孩子”。[17]
实际上，长久以来，同性恋者所主张的权利与女权运动之间的交集，不仅揭示了存在于社会改革论者和性改革论者中的恐同症，也说明了即使在1970年代众多女权主义者的心里，也很难相信一个异性恋女性会坚持单身——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看来，假若一个女性冒出了不想与男人结婚的想法，唯一让她们相信和接受的理由便是这个女性是一个同性恋者。
直到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种观点才得以改变。
20世纪70年代初期，女权主义迎来了一颗新星、一个强有力的宣传者，她愿意支持（这种行为很是稀缺，为此她常常感到十分沮丧）各种不符合主流趋势的、有缺陷的、多元化的运动，并且卓有成效地将她那些颇为犀利的观点传播给广大民众。
斯泰纳姆从她的家乡托莱多（Toledo）来到纽约市后，便开始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她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为出版行业和电视媒体写作。她曾经和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等人一起被列为“新新闻主义”[7]的代表人物，同时她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媒体钟爱的时尚女性，斯泰纳姆经常被拍到与各色知名男士并肩同行，出入不同的社交场合，其中不少男性都是她约会的对象。
斯泰纳姆算是比较晚才接触到女权主义的。1962年，她写了一篇关于避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探讨了女性被迫在事业与婚姻中做出选择的社会问题；第二年，她隐藏真实身份，秘密潜入由休·赫夫纳（Hugh Hefner）开办的花花公子性主题俱乐部，亲身体验“兔女郎”的真实生活。而在政治方面，她所参与的活动都与民主党、公民权利以及反战运动有关，当时她的活动范围还没有涉及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1963年，就是《女性的奥秘》出版当年，斯泰纳姆也写了一本书，叫《沙滩指南》（The Beach Book），这是一本旅游指南，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教人们如何把皮肤晒成健康的颜色。让我印象颇深的一条建议是，读者可以利用铝箔板来吸收紫外线。
尽管当时斯泰纳姆还没有那么超前的意识，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为女性们树立了耀眼的榜样，也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她单身未婚，周游四方，事业成功，而且具有自由开放的性思想。在1968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加拿大播音员摩西·扎莫尔（Moses Znaimer）向34岁的斯泰纳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她怎么看待外界称她为“感情经验丰富的小妞”这件事的？她究竟是怎么潜伏进花花公子俱乐部的？记者说他原本“以为兔女郎都得身材丰满性感才行”。另外，他还问她是否做饭（当时她正在访谈里熨烫衣服）？有没有想过要结婚？
“总归是会的，”她回答说，“但是这种想法过两年便会消退，两个人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关于婚姻她是否有想过很多？“的确想过，”她说，“你会想象那种生活，当你结了婚，你就要和你的丈夫一同外出……也许只有女士才会想这个问题……你会忍不住想，‘这样一来，我的名字将会变成格洛丽亚·布格尔迈斯特（Gloria Burgermeister）……还是算了吧。’”扎莫尔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你年龄渐长的时候你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自由，”斯泰纳姆回答说，“然后变老，带点坏脾气。”[18]
一年以后，斯泰纳姆写了一篇名为《黑人获得权力之后，女性需要自由》（“After Black Power,Women’s Liberation”）的文章，她在书中讲述了正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同一年，斯泰纳姆还报道了一场在格林威治村掀起的、以讨论堕胎为主题的风潮（20岁出头的时候，她曾在欧洲堕过胎），斯泰纳姆的人生这时候已经走在转变的道路上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她不仅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还和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m）、贝拉·阿布祖格（Bella Abzug）、梅丽·艾弗斯（Myrlie Evers）、范妮·露·哈默尔（Fanny Lou Hamer）以及弗里丹一起联合组织了全国女性政治会议。1971年，她与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一同创办了《单身女性》杂志（Ms.）。该杂志的名字体现了对世俗观念的反抗——婚姻状态不应该是判定女性身份的标志。
斯泰纳姆最无与伦比的天赋，是她能够将那些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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