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的观点融汇在引人入胜、简练精粹、极具时代性的言论中。
“我们女人正逐渐成为我们想要托付的那个男人”，她认为反对婚姻不是拒绝男人，也不是拒绝爱，而是提倡一种充实的、平等的女性生活，“说女人需要男人，就像是说鱼需要自行车一样”，她常会杜撰些新鲜的表述（虽然实际上这个比喻是出自澳大利亚的教育家伊丽娜·邓恩［Irina Dunn］）。[19]斯泰纳姆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让女性只剩下了“半条命”，她曾经解释说她现在没有结婚，以后也不会结婚的原因是“我不愿在牢笼中寻欢作乐”。借这句俏皮话，斯泰纳姆表达了自己对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不满与愤怒。
但并非所有人都是她的信徒。
“我觉得（她）是给了单身者们一些慰藉，”贝蒂·弗里丹在提到斯泰纳姆时这样说，“但其实，她是个骗子。她的身边一直不缺男伴。而且，我有次看见她在肯尼思理发店，整张脸藏在一本《时尚》（Vogue）杂志后面，任凭理发师把她的头发染成一缕一缕不同的颜色。”[20]
2012年，斯泰纳姆本人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她说她一直对敌视和诋毁男性的讽刺画“有些免疫”，因为“我的生活中确实一直都有男人”。也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够在单身生活的问题上发表比前人更具吸引力、更独到的见解。斯泰纳姆的美丽，她的独立，她光明正大展现出的异性癖好，以及那些源源不断的追求者，这些都明确说明她既不冷酷无情，也不敌视男性，更不是个同性恋者。不管斯泰纳姆（以及像她一样生活着的女性）是否依赖男性，她似乎都很享受这种自由的生活——这已经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颠覆了。
两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促使越来越多的单身女性加入斯泰纳姆的阵营。
早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州案”（Griswold v.Connecticut）中，最高法院就已经在已婚夫妇的案例中，做出了避孕合法的裁决。法院认为，禁止夫妇采取避孕措施侵犯了夫妻卧室“至深圣殿”的隐私。但对于单身女性来说，相关的决议要等到七年之后才出台。在1972年的“艾森斯塔特诉贝尔德案”（Eisenstadt v.Baird）中，法院推翻了禁止向未婚人士出售避孕药的法律条文，由此确保了“每个个体，不管已婚还是未婚，都有权利反对政府无端干预那些会对个人命运产生重要影响的事情，像是否生育孩子的决定”。
这项决议确保了异性恋群体中的两类人（已婚和未婚群体）都能享受各自的权利，还打破了一些长期存在于社会中的婚姻法教条，这些法律条文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从众多方面反映：女性由于婚姻而丧失了许多应有的身份和自由权利。“已婚夫妇不是个共享心智的单一整体，”法官威廉·布伦南（Willian Brennan）在他的裁决中写道，“而是两个个体的结合，彼此依然拥有独立的理智与感情。”这项决议像是《单身女性》杂志的一个法律版本：它承认了美国人的权利既不应该被限制，也不应该被滥用，更不能潦草地由结婚与否的状况来决定。就像历史学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写的那样，通过“呼吁单身女性应该享有和已婚夫妻同等的隐私权，（艾森斯塔特）向前迈了一大步，她正在把婚姻从官方道德准则的桎梏中解救出来”[21]。
一年以后，法院在裁决“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时，承认了堕胎的合法性。这项决议对已婚和单身女性都产生了同等的影响力。但是对于那些单身的女性来说，堕胎合法化让她们多了一种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的选择。
女性能够自力更生的观念就这样不断地渗透进整个国家意识中，1973年，《新闻周刊》（Newsweek）的封面故事不遗余力地称赞：“单身是在美国人中出现的一种具有强烈仪式感的、受人尊重的新型生活方式……它也许是许多人的归宿。”[22]1974年，国会通过了《平等信用机会法》（the Equal Credit Opportunity Act），保障女性在信用卡、银行贷款、住房贷款和购房方面的权利。
尽管妇女运动发起的初衷和努力方向都不是为单身女性争取权利，它在政治、经济和法律领域所施加的影响，还是为女性提供了选择不婚或者晚婚的权利。到了20世纪70年代，女性的生存环境愈加完善：她们拥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更自由的性生活以及更宽裕的资金。
这些前所未有的成果，有力地冲击着在前女权主义时代的婚姻形态，同时离婚率也一路飙升；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一比例接近50%。高离婚率对那些一直是单身以及目前是单身的女性，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先，随着单身人数的相对增加，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对单身女性群体的歧视。其次，它让公众重新审视婚姻这种制度，婚姻生活其实有好坏之分——一段婚姻如果让你忍无可忍，不如选择结束。这种意识为那些宁愿不结婚也不要一段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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