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饿鬼

(1) 记载了各种调味料，比如饧（同糖）、盐、醋、豉、酱和蜜；还有各种各样的菜肴、十几种烹调方法，包括羹、炙、濯（菜汤里煮肉）、熬、蒸、炮、腊等。

在古中国幅员辽阔的版图上，人们都很注重满足亡者的胃口。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唐朝古墓，考古学家挖出了饺子：可能是有点干了，一掰就碎，但看形态之类的，完全是在今天同一个地区中午会吃的东西。这中间已经隔了一千二百年了啊！二十世纪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奥莱尔·斯坦因从这个区域回国的时候，不仅带了敦煌文书这样的无价之宝，还有阿斯塔纳古墓中的“果酱馅饼”和别的点心。这些食物如今还安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某个展厅中。明朝的山西一带陪葬品中有迷你瓷桌，上面摆满了用陶土仿制的菜肴模型：羊头、整鸡、整鱼、柿饼、桃子和石榴。

对于去世不久的亲人，当代中国人献祭的方式也有意无意地强调了亡者与生者之间紧密的联系。他们会把小碗小盘的菜肴放在亲人的坟头，什么腊肉啊、四季豆啊，还配一碗米饭，反正活着的人吃什么死人就吃什么，这样就好像亡者还在和家人一起吃饭一样。而对于去世已久的先人，灵堂上献祭的食物可能就更“抽象”一些：整只的熏猪头、没剥皮的柚子，都不是马上能入口的东西。在中国，对死者最大的不敬就是肢解尸体：鬼魂也需要腿来走，眼睛来看；对了，肚子是一定要填饱的。

大年初一，刘复兴和我继续一趟趟地串门子，到村里每家每户去问好闲聊，从早串到晚。和平日里比起来，乡亲们招待我们的吃食可谓奢侈，不过每家都差不多，基本都要嗑瓜子、吃核桃，还有柿饼、花生、陈皮和用五颜六色的玻璃纸包着的糖果。主菜也很隆重：肺片、猪耳冻子、烧排骨、芹菜肉丝、肉臊蛋卷、珍珠肉丸，当然还少不了整条的河鱼（春节的菜单上必须有鱼，谐音“年年有余”）。主食是粉条、面条、馒头，配上咸菜、辣椒和大蒜。每桌都要摆上九大碗，形成一个正方形。

无论去到哪一家，只要这一家的老人进了屋，刘复兴和别的男丁就要站起来，朝着家里的灵堂磕头。一遍遍地跪了又跪，刘复兴的膝头全是尘土。有家的大胡子爷爷在毛式中山装外面披了件粗犷的大羊皮袄，手里还拎了根木头杖子。他跟刘复兴说，自己发现了一种神药。“用炕下面的煤做的，”他说，“包治百病，艾滋病也能治。”他递给刘复兴一个纸包，里面就是几块煤炭。“你可是大学生，拿去做点科学研究呗？”刘复兴后来跟我说：“我的专业是中世纪欧洲史，跟这个一点儿关系都扯不上。”但在讲究尊老的家乡，他很认真恭敬地听着老爷爷的话，不时严肃地点点头。

串了好多天的门子，我几乎把村里每个人都见了。有几个人祖上是村里的地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土改让他们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但现在做面包车生意发了财，算是把失去的财富一点点找了回来。我们和当地的村支书寒暄客套打哈哈；还见了一位精神矍铄的小脚老太太，她穿着袖珍的黑色棉鞋，走起路来还挺快的（一九一一年，国民党已经宣布裹小脚是非法的，但在这些穷乡僻壤，这项传统仍然坚挺了多年）。

我们拜访的一家人有六个女儿和一个尚在襁褓的小儿子。这么多小孩当然是违法超生的。但他们在当地政府有个亲戚，帮这家的妈妈伪造了一份绝育证明。这么多张嘴要吃饭，父母穷得叮当响，不得已把五女儿过继给了别人。但他们需要一个儿子，非常需要。在传统的中国家庭规划中，女儿都是要嫁出去的，养的是别家的老、敬的是别家的祖先。（“我弟和我以后是要给我爸妈养老的，”刘复兴告诉我，“因为我妹以后就不是我们家的人了。”）生了这么多“运气不好”的女儿之后，他们家终于迎来了一个“小皇帝”：胖乎乎的手脚，戴着丝绸流苏帽子，怪好看的。全家人都明显放下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

也许他们去过村里那个唯一允许女性进入的庙宇，虔诚地求过各色神明赐他们儿子。这间庙特别令人好奇：外墙上是大规模的浮雕，背景的绿色山丘连绵着，沟壑纵横；主体则是五颜六色的石膏塑像，都是男孩，摆着各式各样的姿势，裤子漆得五颜六色，每个人都“耀武扬威”地挥动着开裆裤中间陶土做成的“小鸡鸡”。刘复兴和我也去了那个庙，庙里看门的老大爷陪着我们参观了一圈。“女的把那些‘小鸡鸡’砸碎了吃下去，”他说，“我再给她们一条红线缠脖子上，很灵验的。”

大年初三的晚上，我们吃了大大的猪肉饺子；按照当地的习俗，蘸水是酱油和醋。天黑以后，震耳欲聋的鼓声吸引我们来到街上，刚好赶上庆新春舞龙舞狮队的尾巴，一直舞到了附近一个小山丘上。这是当地古老的“封建”习俗，经历了“文革”被禁之后，又再次复兴。我们小跑着跟上。锣鼓喧天，铙钹响亮，人声鼎沸，热闹熙攘。村民们亲手扎了纸灯笼，点亮里面的蜡烛，拿小木棍吊着，烛影摇曳，照着挨挨挤挤的人群和起伏舞动的狮子，空气中流动着原始野性的鲜活。

在山顶村里的大庙门口，这场游行达到了高潮。一重重庙门敞开着，灯光亮如白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