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炮随着耀眼的火光噼里啪啦地炸着，像闪光灯一样照亮了人群中的每一张脸。大家都忙着烧香、烧纸钱。鼓声更大、更连贯了。男孩子们玩着炮仗，点燃以后会往不可预测的方向发射，冲向闹成一团的小孩，其中一个就在我耳边炸开，我差点就聋了。
接着鼓声变慢了，年轻貌美的村花从人群中站了出来，身上套着祭祀用的“船”，是用亮闪闪的纸做成的，腰上还有一圈圆形的花饰。假扮的“老头”戴着破旧的草帽，粘着马毛做的假胡子（其实是村里一个小伙子）踏着舞步，牵着纸船前进，引来一阵哄笑。接着提灯笼的小男孩们跑了进来，彩色的烛光在香烛升腾的青烟周围环绕着。家长大吼大叫着驱赶这些捣蛋鬼。天气刺骨地寒冷，大家都包裹得严严实实。接着游行队伍离开大庙，造访村里每一户人家。人群涌进每一个前院，变成流动的光影与色彩。烟花爆竹不断绽放炸响，驱赶妖魔鬼怪、邪神恶灵。人们在家里的灵堂前烧了供品，给前来道贺的舞狮人和打鼓汉子送上水果干货当谢礼。病弱的女人跪在地上，舞狮队绕着她跳了一圈，燃烧的纸钱也在她头上飘了一圈。一个纸灯笼着了火，瞬间就灰飞烟灭。头顶上的新月像一道银光，划破闪烁无垠的星空。
我每天都被一群人簇拥着，在村里转来转去，俨然地方名流。毕竟村民们之前只在模糊的黑白电视上见过“洋鬼子”，如今竟然来了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我刚和‘洋鬼子’说话了。”有个人见了我之后偷偷跟刘复兴说。）大碗吃面、大口吃饺子、大块吃猪耳肉冻子成了我的义务。我彬彬有礼地和每个人聊天，直说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
一天晚上，我们裹着羊皮袄挤在一辆拖拉机上，到附近一个比较富的村子围观他们的春节庆祝活动，那可是出了名的奢侈隆重。年轻男子穿着丝绸袍子，浓妆艳抹，跳着大型舞蹈；村里的空地上搭起露天戏台，表演地方戏曲。厌倦了被村民围观的我戴了个大墨镜，拿一条羊毛围巾把头包了个严严实实。但那天晚上看完热闹，和刘复兴一起上了拖拉机，我卸下厚厚的伪装，结果一群人突然就把我们围了起来。我们简直是被追逐着逃回去的，有人一边追着拖拉机一边喊道：“麻烦你啊！我们乡下人没见过老外啊！让她回来！”
离开刘复兴他们村之前不久，有人邀请我们去喝喜酒。新娘高大丰满，新郎瘦弱矮小，两人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互相并不熟悉。我们看着一对新人敬了喜香，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礼成之后我无处可逃，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只能形容为某种“新闻发布会”。人们邀请我到某个偏房的炕上，喜客们都挤进来要看看我。院子里还有人拼命要进来，在门边使劲探着脑袋，贴在窗户边上往里看。空气中，人们吞云吐雾，烟气弥漫升腾。
有人自封为主持人，邀请观众出点题来考考我。“你们英国有女王，为啥还叫民主国家啊？”其中一个问道。“你觉着直发好还是卷发好啊？”另一个接着发问。我告诉一个男人温斯顿·丘吉尔已经过世，他的双眼焦虑而震惊地瞪得老大。我感觉到沉重的责任感。这其中的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有机会拉着个外国人问点啥。很显然，在他们眼里，我不仅是伊丽莎白女王殿下的外交使节，还代表了欧洲各国、美利坚合众国、一切中国之外的地方。所以每个回答我都深思熟虑，听到特别荒谬的问题也尽量忍住笑。
这个问答环节真是把我整得筋疲力尽，但也有奖励，就是在婚宴上荣登上座。那真是一场盛宴啊，仔姜鸡、红烧肉、番茄炒蛋、葱炒肉片、炸土豆蘸蜂蜜、炸整鱼。这可是隆冬的甘肃农村，能操持这么多种菜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新郎新娘一桌桌地敬酒，都是喝的高度数白酒。每张桌子上都用瓷盘装了香烟，男人们都可了劲儿地抽，一边还往能揣的地方使劲揣，口袋里装满了就别在耳朵后面。
那天结束的时候，我已经被严寒的天气弄得彻底没了辙。和刘复兴一起走回家的路上，眼泪夺眶而出。我忍不住了：生了病，又累得够呛，我所有的耐心都耗光了。我讨厌做什么外国使节，厌倦了我随便说点什么人们都要热切地点头，仿佛我传递着孔子的智慧。问答环节有人提到了西方的个人主义，说我们看中“自己的空间”；是的，我现在迫切地需要隐私。在炕上度过了这么多个晚上，和家里的女人们睡在一起，偶尔还得和女性访客挤一挤。早上，我把水倒进脸盆架上的盆子里，洗漱、穿衣服、脱衣服的时候都有人新鲜好奇地来围观。就连去方便的时候，也是在果园旁边一块专门的空地上，家里养的驴子站在一边温柔地看着我。
看见我哭了，刘复兴有点生气。“小心人家看到了！”他说，“他们会以为我们家对你不好！那我们在村儿里可就丢脸了。”他居然这么不在乎我的感受，我也很生气。这是我们之间唯一一次真正起争执。
我流泪可能还因为感觉到肩上有被传统加诸的重担。在乡村居住两周，我被不由自主地卷进家长制的幻象中，我这样的人原本对此完全没有概念。我也才二十五六，但用当地的标准来看已经是“古董”了。我在村里只见到一个与我同龄却还未婚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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