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在西北边一条偏僻的后街上，一栋毫无特色的水泥建筑，但我们在一扇敞开的窗户边听见切菜的声音，就晓得到地方了。上了楼，朴素的白色房间里，几十个身着白色厨衣的学徒厨师正全神贯注地学习调味的艺术。树干做成的大菜板上，他们用菜刀剁碎泡椒，把花椒研磨成细细的棕色粉末，来来回回地混合各种油和调料，细致地调整着面前碗里那醇厚的深色液体。轻柔而充满韵律的捶打声、瓷勺与瓷碗的碰撞声在空气中产生共鸣；长长的桌子两个两个拼在一起，一碗碗食材与调料相对而置；大盆的酱油与红油、一堆堆白糖和精盐；鲜红的辣椒与散落的花椒之中，放着一本本写满汉字的笔记本。敞开的窗户中透出明亮的灯光。我们满含着急切与兴奋地冲进房间里，光是这两副“洋鬼子”的面孔，就够学生们一阵骚乱的了。这也是常事。
校长矮胖结实、活泼开朗、脸色绯红。他穿着一件卡其色的毛式中山装，说四川话，我们不太听得懂，于是他叫来学校里的英语老师冯全新教授做翻译。后来又围过来几个老师。我们突然这么出现说想来学艺，他们好像都觉得挺好笑的，可能还有点受宠若惊。之前学校里只有过两个外国学生，还是在八十年代末，那是一对美国的夫妻，上的是私教课。这要求显得这么奇怪，不止因为我们是外国人：我们可是大学生呢，怎么会不爱图书馆却偏爱厨房呢？
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尴尬的过渡转型时期，行政条例上没有任何能处理我们要求的流程。这学校是省级部门直属的，外国人在这里进行特殊学习合法吗？也许答案是否定的。但四川在这些方面一向都比较松，界限比较模糊，人心比较善良，倾向于满足别人的要求。我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下午，进行各种讨论和善意的讨价还价。烟抽了一包又一包，烟灰缸都装满了；茶杯里一次又一次地续上热水，又不断地被喝光。经过办公室的老师和学生都要专门进来看我们一眼，很快大大的办公室就挤满了人。傍晚的时候我们终于定下来了：一周两次私教课，上课时间周二和周四。他们这边会提供厨师、翻译和各种原材料，我们用人民币付学费。学费很合理，但也是我们艰难地讲价谈下来的。
沃尔克和我骑着单车回家，洋洋得意于计划的成功。我们这一趟算是穿城了，从西北边儿的烹饪学校到东南边儿的川大校园。我们经过了明清时期的古街区宽窄巷子，那里有一排排杂乱的房子，深色原木结构的建筑，深浅斑驳的痕迹，粉白的墙壁。这些老街老巷里本来就没有街灯，那天晚上还停电了。我们经过的店铺、人家和小餐馆都点起了蜡烛。一对老夫妇坐在房子门口桌边的竹椅子上，捧着饭碗，一起吃着几道简单的家常菜。商贩站在满柜子的烟和茶叶背后，玻璃柜台上的蜡烛用几滴蜡油固定好，跳跃的烛光照亮了他们的脸。前门敞开的餐馆里飘散出诱人的香味。一排煤气炉子上放着高高的砂锅，炖菜那醇香的味道光是闻一闻就让人胃口大开；小小的竹编蒸笼堆得高高的，小份的粉蒸牛肉正在等待安抚大家的肠胃；“嘶嘶”作响的炒锅里，切成细丝的土豆正和辣椒、花椒发生着奇妙的反应。
接下来的一个月，沃尔克和我学习了十六道经典川菜的做法。我们的老师叫甘国建，三十多岁，有些喜怒无常，偏爱讽刺挖苦，和詹姆斯·迪恩 (1) 有那么点儿神似，嘴上永远叼着一根烟。每次上课，我们先要看甘老师为那天的课备菜，然后试着模仿和重现整个过程。我们学了怎么拿菜刀、怎么切菜、怎么调味、怎么控制火候。
学习新的菜系，就像学习新的语言。一开始，你对最最基础的语法规则都一无所知。各种各样的词汇一股脑儿向你涌来，不成体系，没有结构章法，正如这些五花八门的菜。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对基础法国菜这门“语言”挺“流利”的了。我会做奶油炒面糊、蛋黄酱、荷兰酱、油醋酱、甜酥挞和泡芙；我知道做杂烩之前先把食材略略煎一下会更好吃；我也总能吃一道做好的菜，分析出其中的调味和使用的烹饪手法。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是没做过的法国菜，也不算什么难事，只不过是对基本的手法和烹饪流程进行新的排列组合。不管这排列组合有多么陌生，各种因素本身却少有新花样。就算没有菜谱，我手里拿着某种食材，也能想出好几种烹饪方法。但是中国菜呢，我可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了。
在甘老师的私教课上，我开始学习这些“基础语法”，不仅是川菜的，还有整个中国烹饪。各种步骤一开始看似随意杂乱，不断重复之后，就可以将其联系起来，进而理解结构和流程。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发现在中国朋友们家里旁观做菜也能对那锅里春秋略知一二。而且，能复制出我每天在“竹园”以及“意大利餐厅”大快朵颐的那些“大菜”，真是太激动人心了。很快我就沉迷其中无法自拔。
每次上完课后，沃尔克和我都骑车回到川大，顺便带着个铁饭盒，里面装满烹饪课上努力挥勺颠锅得来的果实，拿回去给垂涎三尺的留学生朋友们品评鉴赏。每周两节课成为我生活中的亮点，我真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但是余下的时间不多了。烹饪课上完了，我的奖学金也到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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