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又被送去苦修忏悔。
很多都被派往相当偏僻的地区，过了多年极端贫困的生活。我的一个朋友就被派往山区，和几个女性朋友一起住在某个废弃的仓库里，还要去坚硬贫瘠的土地上耕田，勉强为生。她们睡的床用秸秆与草叶铺成，没有电、没有自来水，而且大家经常是饥肠辘辘。这个朋友下乡三年之后回了成都，但另外一些运气不好的女孩子就跟乡下的男人结了婚，再也回不了家，余生都要在困苦与匮乏中煎熬。
周钰和陶萍这一代年轻些的城里人从来没被迫过过中国农民那种艰难的生活。很多人刚买了私家车，出行方便了，觉得乡下就是游乐场，还能暂时逃离城市生活的污染与喧嚣。全国上下开了很多农家乐来满足他们这种趣味。有些就是单纯的餐馆，有些是可以住宿的农场，能待上几天，亲自挖挖土、磨豆做豆腐或者摘果子。真正的农民们早就习惯了城里人鄙夷嫌弃的眼神，一定是万万没想到，潮流变了，这些人竟然觉得他们的生活很浪漫、很理想。村子越落后、越原始，城里人就越喜欢呢！还有，这些人竟然会花很多钱去吃乱七八糟的野菜野草，要知道，真正的农民只有快饿死的时候才会吃这些东西呀！
有些农家乐里的农家菜真是七拼八凑、闻所未闻。在福建北部的一天晚上，巧遇刘太太那个“美味欢乐乡”之前，我和上海的朋友们请出租车司机帮我们找家专做本地特色菜的餐馆。想象中应该是富有福建特色的“托斯卡纳式”农家，柴扉轻掩、农舍静谧。不过我们不该那么天真的。司机一听要他推荐，满脸放光，“哦哦，我知道一个地方啦，非常有农村特色啦，你们肯定喜欢的啦。”
车开到地方了，可真是能想象到的最浮夸、最商业化的“田园牧歌”农家乐了。“到啦！”司机骄傲地说，指着一大片室内走廊和包间，整个建筑内部是用木头和竹子做的。我的心一沉，但已经很晚了，大家都饿得发慌。穿着花棉衣、打扮成农家女模样的服务员领着我们进了包间，路上经过一些开着门的包间，我瞥了一眼，每一间都是一派贪婪与颓靡：圆桌上堆叠着盘子、碗、陶罐、卡式炉上的小锅；里面的食物都是一片狼藉，都没吃完；盖在每张桌子上的塑料薄膜上散落着各种垃圾：鸡骨头、鱼鳍、虾壳、洒出来的白酒和啤酒。围坐在桌边的一张张脸都是通红的，一副喝多了酒精神涣散、眼神蒙眬的样子，个个以不同的角度懒洋洋地靠着椅背。
这家餐馆想维持我们田园牧歌的幻觉，特意叫我们站在厨房外面一个游着各种鱼类的大缸前点菜。巨大的冰箱里放满了所谓的“野”菜，还有个残破的蜂窝，蜜蜂的幼虫在里面蠕动着。但这种所谓的“农家菜”，可是用相当工业化的规模和手法来做的。
我希望在福建南部找到更地道简朴的乡村田园。我先去了厦门，在鼓浪屿上过了几夜。这个小岛离海岸不远，中国签了不平等条约开放厦门为通商口岸后，搬迁而来的外国人就住这儿。岛上还保留着很多殖民时代的建筑，还有中国最大的钢琴收藏馆，这也是厦门接纳各国来客的历史遗产。福建沿海的人们用甜辣酱蘸土笋冻、塞碎肉的鲨鱼丸，还有各种各样美味的海鲜。不过，这里不是我的目的地，我要去的是福建与广东省交界处附近，那里是客家人聚集区。客家人，顾名思义，是那些流离失所、到此客居的汉族人。几百年前，他们为了躲避战乱，从华北的家乡分期分批迁移到南边。清朝初期，很多客家人在广东和福建的山区扎了根，因为那些地势比较低也比较肥沃的土地早就被别人占了。客家人做的腌菜与朴素的农家烹饪逐渐美名远扬。福建西南部有片地方，我已经向往多年，那里的客家人仍然按照家族，住在祖祖辈辈栖居的土楼里。
下午，我搭上大巴离开厦门，天黑以后才到村里。从最近的县城乘车来的一路上，山路崎岖，车开得很慢，山上看着像刚经历过滑坡，路上散落着石块。这一路司机基本上很沉默，但每当接手机的时候都是用吼的，仿佛不这样的话，声音就会被这寂静的黑夜吞没。车终于到地方停下了，我下了车，听到清泉石上流的声音。我们沿着河边的一条路往前走，穿过一扇大门，来到一条狭长的露台上。接着他又领着我穿过一面大墙上的一扇小门。
林家兄弟坐在自家院落的一边，喝着铁观音。他们请我们也坐下喝茶。林家哥哥把水瓶里的热水倒进小小的陶壶，让茶叶泡了一会儿，再把金绿色的液体倒进公道杯，然后分到四个小小的茶杯里。“喝点茶。”他跟我说。我照办了。
林家兄弟是一位富有烟农的玄孙。他们这位高祖修了这栋大寨，几代人都住在里面。这座宅子雄伟壮丽，像童话里才会出现的建筑，有几重院落，灰瓦的屋顶，四面环山，下临河流。当然，到今天，穿堂风所过之处，很多地方都是空的，没人住、没人用；祖先的灵堂前也没有袅袅的香火。游客和外国建筑师们发现了这个地方，被独特的建筑吸引，于是林家兄弟把宅子的一侧改建成客栈。非常简单朴素的地方，水管之类的设施都是最原始的，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住过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了。
林家大宅就位于这土楼之乡的中心地带。持续到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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