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红楼梦

了人们的向往和赞赏。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让我完完全全地爱上扬州。也许长江水面上阳光投射的碎金给我留下了良好的第一印象；也许是因为那些古老的街巷让我时时回想起深爱的成都；也许是因为夏先生与同事们的热情善良，以及对淮扬饮食文化那令人颇受感染的自豪。在那里，我还觉得，这座城市从“文革”大火的灰烬中被抢救过来，获得重生。我在扬州看到了希望，中国的未来也许不只是大肆蔓延的资本与拜金。

扬州曾经让乾隆皇帝沉迷江南、乐不思归。两个半世纪过去了，这座城市依然有种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于我，这里就像一剂有效的补药，不知不觉间便温柔地化解了我对中国和对自己研究的疲累厌倦。和烹饪协会的朋友在扬州吃第一顿大餐时认识的陈厨告诉我：“湖南菜的味道大胆厚重，是战时菜，你看这菜养出了那么多军事领袖。而淮扬菜是和平菜。和平时期，就该这么吃。”巧合的是，他这句话十分恰切地表达了我在扬州的感觉。我写那本湖南菜谱就像在打仗，现在仗打完了，来了扬州，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和平。

很多中国朋友都曾跟我谈到过，过去这些年来人们经历了“吃饱”到“吃好”再到“吃巧”的历史进程。他们说，过去总是饿肚子，吃饭就是吃个饱，为了活命。后来手里的钱多了，中国人开始大鱼大肉地胡吃海塞，仿佛是要弥补多年来的匮乏与饥饿。而现在，最初富起来的那种激动逐渐褪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吃有了品位和讲究，注重“绿色食品”，减少食肉吃荤，在餐馆点菜也没那么铺张浪费了。

而我在扬州时，也恰恰是经历了在中国“吃好”的日子，开始吃得更“巧”了。我跟烹饪协会那些人出去吃的东西，没有那么多人工色素，也不会放味精。在运河边历史悠久、以点心出名的冶春茶社，我吃得很好，但没有过饱，也没谁给我端上任何濒危动物的肉。我的胃口逐渐回来了。吃，又变成人生一大乐事。我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都振奋爽利起来。

从某种程度上说，扬州救了我，也挽救了我中国美食的写作事业。这里仿佛就是我的红楼一梦，不但让我找回这个国家渐渐消失的优雅与古朴，也找回了我对中国有些褪却的痴情。我所熟悉与热爱的成都，已经在房地产开发的大潮中迅速消逝；然而扬州还有这低吟浅唱的魅力，有平和美味的食物，有如此善良温文的人们，就像当初的成都一样让我迷醉其中。扬州重燃了我心中之火。那时候我就知道，我能写，也会写出这本书。我和中国缘未了、情未尽。

扬州之旅的最后一天，我想去看看大运河附近的一座宅院。经过那里好几次，我早就注意到了。宅院很大、很壮观，有好几个院落和大堂，刚刚修复好，作为博物馆对外开放。我买好票，走了进去。走到差不多中间的地方，小小的院落里有口井，旁边是个老式厨房，让我十分高兴。这个厨房亮堂堂的，通风很好。引人注目的巨大灶头是用砖砌成的，刷了一层白浆，用简单的蓝色线条勾勒了盛开的莲花与鲤鱼。最上面是灶王爷威风凛凛的神龛。灶上有四个“火嘴”，有两个上面摆着下沉式炒锅，盖着木盖子；一个上面用来蒸饭，还有一个上放着一叠竹蒸笼，用来蒸点心。

我在扬州，只看到过这么一个老厨房，不太看得懂其中的门道。好在，那天还有三个游客，是穿着毛式中山装的老先生，他们还记得童年时用过这种灶。“我们小时候啊，”其中一个说，“家家都是这样的厨房。你看后面那些小架子，是放调味品的，就是盐呀、油呀、糖、酱油和醋这些的。下面那些橱柜，可以把锅刷放里面，或者把湿鞋子放到里面去烘干。从天花板上挂下来的那些钩子，是挂火腿和熏肉的。柴么就放在灶后面。”

我一边跟他们聊着，一边发现厨房门口站着一男一女，都盯着我，还小心翼翼地偷听我们的谈话。等老先生们终于回忆完童年时候的厨房，跟我说了再见，这两个人上前来跟我打招呼。“您好，麻烦您一下，”男人说，“我姓张，是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这块地就是医院的。这位是袁姐，是博物馆的馆长。”这人看着很面善又开朗，袁姐也长着一张温暖柔和的脸、穿着一件合身的外套、戴着个珍珠贝发卡。“您能跟我们一起去喝个茶吗？”

他的邀请中有种无言的急迫，但我完全不知道他在急什么。两人领我穿过迷宫般的院落，接着沿一条小路来到一个环绕着围墙的花园中。那里有一栋很奇怪的双层建筑，是西方殖民风格，有红灰两色的砖、铰链窗和一个木头搭建的露台，在这个传统中国风的宅院里显得很是格格不入。一楼是改建后供游客休憩的茶社，但我们没有在那里停下。两个人继续带着我，沿着木楼梯上了二楼的包间。最里面的那个包间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欧式”风格，有一个壁炉、玻璃柜、一张咖啡桌周围摆着中式木沙发。角落的桌子上摆着一台老式留声机，黄铜喇叭闪闪发光。“这个叫洋楼。”张先生说。

我们围着咖啡桌落座，他俩给我上了茶。我再次感觉他俩的热情背后有什么深意。但他们只是微笑着，礼貌地跟我聊天。我发现留声机上摆着一张胶木78转粗纹唱片，建议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