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施奈德曼已经在他曾经那间卧室里睡了四年，诺亚·马克斯消失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了，而刚刚升入八年级的十三岁的弗格森，不想在这儿待了。但他不可能直接离家出走（他能去哪儿，而且没钱怎么活？），于是退而求其次向父母要求道：明年9月能不能把他送到寄宿学校去，让他在远离新泽西州枫林镇的某个地方过完四年的高中生活。
要不是知道他们能负担得起这笔开销，他也不会问，但自从全家在1956年搬到新居，更气派的生活继续蒸蒸日上，他父亲日益庞大的帝国又多了两家分店（一家在肖特山，另一家在帕西帕尼），加上现在本地消费者家家户户都舍得花钱买两三台电视，而洗碗机、洗衣机、干衣机成了每个中产家庭的标配，一半的人还愿意把钱浪费在大容量的冷藏柜上，好存储他们更愿意吃的速冻食品，所以弗格森的父亲现在成了有钱人——或许还不是个洛克菲勒，但却是城郊零售业的王者，著名的利润先知 ，用低价铲除了七个镇的竞争对手。
这越聚越多的财富带来的战利品，包括弗格森的父亲那辆淡草绿色的四门凯迪拉克黄金帝国，他母亲那辆红色的旁蒂克敞篷车，蓝谷乡村俱乐部的会员，以及玫瑰园照相馆的关张——结束了他母亲作为独立艺术家挣钱养家的短暂生涯（油画肖像的热劲儿过去了，照相馆只是勉强做到不赚不赔，而五家分店的营业额又与日俱增，那还费事经营照相馆干吗呢？）——在这种又能赚又能花，花钱速度赶不上赚钱速度的情况下，弗格森不认为寄宿学校可能给他们增加什么负担。而且如果他们真会反对他的计划（或者说如果他父亲会反对的话，因为所有花钱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弗格森也有办法对付，他愿意放弃天堂夏令营，在暑假打工赚钱，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他研究这事儿已经好几个月了，他告诉他们，最好的寄宿学校似乎都在新英格兰地区，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不过佛蒙特和康涅狄格州也有，纽约上州和宾夕法尼亚的一些也不错，甚至新泽西都有几所。现在才刚9月，他知道，离下一学年还有整整十二个月，但入学申请必须要在1月中旬之前寄出去，所以他们必须现在开始逐步缩小择校范围，否则没有足够时间来做出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跟他们说这些时，弗格森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在肯尼迪和尼克松竞选总统那个秋天的某个星期二晚上，他和他那自命不凡、难以捉摸的父母围坐在晚餐桌旁，一家人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坐下来一起吃顿饭——这种事现在发生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他父亲的商店关门很晚，母亲最近又迷上了打桥牌，每周有两三个晚上都不在家吃饭——他们坐在餐桌旁吃着，安吉·布莱则在厨房和餐桌前来回穿梭，把新做好的菜端上来，把吃完的盘子撤下去，先上来的是蔬菜汤，然后是切成厚片的烤牛肉加土豆泥和一份黄油青豆，这些美食都是少言寡语但厨艺精湛的安吉·布莱做的，在过去的四年中，她每周有五天来给他们收拾房间和做饭。弗格森吃完他的最后一点儿烤牛肉后终于开口了，终于攒足勇气，说出了那件他在心里憋了几个月的事。
他一边说，一边细心观察父母的反应，研究他们的表情，想从中获得一点儿他们对自己这个计划有什么看法的蛛丝马迹，但他们基本上都是面无表情，他心想，仿佛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毕竟，他为什么想要离开他生活的这个完美世界呢，他在学校的表现那么好，那么喜欢在棒球队和篮球队打球，有那么多朋友，所有的周末派对也都会邀请他去，除此之外，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子还能有什么奢求呢。弗格森不愿让父母难堪，所以没有承认他们才是自己想离开的原因，和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几乎已经让他忍无可忍，而是编了个谎，说他渴望生活有一点儿变化，他觉得自己烦躁不安，都快要在他们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镇里憋死了，他渴望能有一些新的挑战，去一个不是家的地方，考验一下自己。
他知道这在他们听来有多荒唐，他想努力解释自己的出发点，让论据显得更充分、缜密一些，但他控制不了自己变化莫测的声音，他那已经不是小男孩但又不够男人的发声器官还在努力寻找它的最佳音域，总是忽高忽低地来回颤，发出来的声音毫无权威和底气。而且他在他们看来也很荒唐吧，一个微不足道之人，把指甲咬得乱七八糟，左鼻孔的左边冒出了一个新的脓包，但却拥有生活中的一切物质优势，有饭吃，有房住，还有一千种其他的享受，弗格森自己也大到了足以明白他能生活在财富的顶层有多幸运，大到了足以明白世界上十分之九的人现在又冷又饿，战战兢兢地活在物质的匮乏与持久的恐惧中，所以他有什么资格抱怨命运，又怎么敢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不满，他明白自己在全人类的命运挣扎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也因此对自己的痛苦感到羞愧，对自己没能欣然接受生活种种慷慨的赐予感到恶心，但感受就是感受，他无法不让自己感到愤怒和失望，因为没有什么意志行为能改变一个人内心真实感受到的东西。
问题还是他在多年前就发现的那些，只是现在变得更糟，糟到了弗格森认为已经无法修复。可笑的淡草绿色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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