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打理得干净整洁但却毫无生气的蓝谷乡村俱乐部，以及有关11月时投票给尼克松的讨论，都是他父亲长期感染的那种疾病的典型症状，但他父亲从一开始就没救了，弗格森只能麻木顺从地看着他攀进那个庸俗的暴发户阶层。但接着玫瑰园照相馆也没了，这让弗格森消沉了好几个月，因为他知道曾经的生活中不只有赚钱二字。关掉照相馆就是认输了，是他母亲宣告她已经放弃自己，投入了对方的阵营，看着她变成那种女人 ，又一个乡村俱乐部的太太，只知道打高尔夫、打牌，在晚饭前的鸡尾酒时间就已经喝得酩酊大醉，这一切太令人沮丧了。他察觉到她也和自己一样不开心，但他没法和她提这种事，因为他还没大到能对她的私人生活指手画脚，但很显然，他父母的婚姻，以前一直让他觉得好像一盆温吞的洗澡水，现在已经彻底凉了，沦为一种无趣无爱的同居生活，两个人各做各的事，只在有必要或者有需求的时候才会有所互动，而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
再没有星期天上午去公共球场打网球比赛了，再没有星期天中午到葛朗宁餐厅吃午餐了，再没有星期天下午去电影院看电影了。这个举国休息的日子现在都耗在了乡村俱乐部，一座寂静无声的瓦尔哈拉殿堂，里面有高尔夫绿地、呼哧喷水的洒水器，有在全天候泳池中嬉戏尖叫的小孩子，但弗格森很少陪父母开四十分钟的车去蓝谷，因为星期天他要参加棒球队、橄榄球队和篮球队的训练——即便在没训练的那些星期天也会去打球。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或许高尔夫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好的，而且毫无疑问，午餐吃鲜虾盅和三层三明治也没什么不好，但弗格森很怀念他的汉堡和那碗薄荷碎冰激凌，所以他离高尔夫代表的那个世界越近，就越发现自己鄙视高尔夫——或许不是这项运动本身，但无疑是那些打高尔夫的人。
骄傲自负、假装虔诚的弗格森。敌视上层中产阶级习惯和态度的弗格森，自以为无所不知，鄙视那些出手阔绰、追求显赫地位的新一代美国人——一个想要离开的男孩。
他的一个希望，是父亲会认为把他送到一所著名的寄宿学校可以提升他在俱乐部的威望。是啊，我儿子现在去安多弗了。比公立学校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你说是不是？多花点儿钱算什么。良好的教育才是父母能送给子女最好的礼物 。
诚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在一厢情愿的乐观中孵化出来的妄想，因为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理由去希望什么。在那个温暖的9月晚上，他父亲坐在餐桌的对面，放下手中的叉子后，说道：你在说什么傻话，阿奇。你这不是在让我花两倍的钱买同样的东西吗？没有哪个脑子正常的人会让自己受这种骗的。你想想吧。我们给这所房子交税了，对吧？很高的税，全州最高的几项财产税。我不想交，但还是愿意把钱给他们，因为我能有所回报。那就是好学校，全国最好的几所公立学校都在这儿。这就是我们当初搬到这个镇子的原因。因为你母亲知道你能在这儿接受到最优秀的教育，和你那些高级私立学校能提供的教育一样好。所以没门儿，小子。我不会再花两倍的钱去买我已经有了的东西，你懂了吗 [1] ？
寄宿学校显然不在他父亲的那张炫耀消费单上，这时候他母亲又插进来说，他小小年纪就离家在外的话会让她心碎的，所以弗格森甚至没再提那个利用暑假打工赚学费的主意。他现在被困住了。不光是接下来这一年，还有直到他高中毕业前要熬过的那四年——加起来总共五年，比很多人因持械抢劫或过失杀人服的刑期还长。
安吉端来了甜点，弗格森坐在餐厅里，一边望着面前那碗巧克力布丁，一边猜测为什么没有允许子女脱离他们父母的法律。
因为什么都没变也永远不会变，因为在弗格森的修宪企图被否决后，旧的家庭统治依然完好无损，依靠惯性和固有的奇想统治的旧制度依旧没有倒掉，所以被彻底打败的叛逆者被宣布应该得到一点补偿，那就是再去他钟爱的天堂夏令营过一个夏天，这将是他在那个有球场、有独木舟探险、有纽约那群喧闹的朋友们陪伴，但是没有父母的天堂里度过的第六年。弗格森不仅马上就要离开父母去享受两个月漫长的休息和自由，而且出发那天早晨和他一起站在中央车站站台上的，还有同样也要北上去过暑假的诺亚·马克斯，诺亚又回来了，在错过1956年的后四周和1957年的全部八周之后，他恢复了同天堂夏令营的联系，准备马上开始继续他在那里的第四年假期，而陪在他身边的就是他继母的外甥、他的表兄兼朋友，十四岁的弗格森已经长到了五英尺七英寸，比仍以哈珀这个名字在夏令营行走的诺亚足足高出了半头。
这件事还挺奇怪的。弗格森的米尔德里德姨妈仍然是诺亚的继母，因为她和唐姨夫根本没有费事办离婚手续，诺亚的父亲在巴黎旅居了十八个月后——他在那儿开始创作蒙田的传记——又搬回了佩里街的老住址。不过不是搬回他先前和米尔德里德同居的那间位于三层的公寓，而是二楼的一间小公寓——他不在的那段时间这个房子空出来了，所以米尔德里德在他回来之前替他租了下来。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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