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也就是一年、两年、三年后，每当弗格森回头想起1966年秋天到1968年6月初艾米毕业之间发生的一切，有几件往事会主宰他的回忆，尽管时间流逝，依然历历在目，而其他的许多事，如果不是大部分，已经沦为影子：脑海中的一幅油画，一些区域沐浴在一片强烈、明澈的光线中，另一些则淹没在幽暗里，形状模糊的人影站在画布蒙浑的褐色角落，这里或那里还有一块块虚无般漆黑的斑点，停电后黑暗的宿舍电梯里那种漆黑。
比如，与他们在公寓合住的有三个人，第一年的校友梅兰妮、弗莱德和司徒，第二年的爱丽丝、亚历克斯和弗莱德，在故事里没有角色可演。他们来来去去，看书，做饭，睡在他们的床上，早上从浴室里跳出来时会打招呼，但弗格森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并且隔天都无法记住他们的脸。或者是可怕的为期两年的科学必修课，他最终在大二时开始应付，选了一门被谑称为“给诗人的物理学”的课程，几乎每堂课都逃了，后来在某个疯狂的周末，通过艾米在巴纳德一位数学很好的同学帮助，才在冲刺中伪造了他的实验报告——这些都不重要。就连他不加入《观察报》理事会的决定，在故事中也没有占据重要地位。不加入纯粹是时间的问题，仅此而已，并非缺乏兴趣，但弗里德曼、茅豪斯、布兰奇和其他人每个星期有五六十个小时都扑在报纸上，远远超过了弗格森愿意投入的时间。没有一个理事会成员有女朋友——没时间谈恋爱。没有一个人在写诗或翻译诗歌——没时间去读书。没有一个顾得上写作业——没时间学习。弗格森已经决定在大学毕业后继续从事新闻工作，但是现在他需要艾米，需要他的诗人，以及他的蒙田和米尔顿研讨会，所以他折中了一下，在那些年里作为记者和理事会非正式成员做了很多报道，他每周值一次夜班，这需要前往位于菲利斯·布斯楼的办公室，并为将在次日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撰写标题，把成稿送到四楼的排版员安吉路那儿，取回排好的活字栏，把当期的内容在版上拼贴好，然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打车去布鲁克林，把版交给印刷工，打印机将印出两万份报纸，并在十点左右送到哥伦比亚大学。这是弗格森喜欢参与的一个过程，但从长远来看，无论是这个还是他不加入理事会的决定都无足轻重。
举足轻重的是，在这些年里他外公和外婆相继去世了，外公是1966年12月（心脏病），外婆是1967年12月（中风）。
举足轻重的还有六日战争（1967年6月），但它来去都太快，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记，但接下来那个月在纽瓦克爆发的种族骚乱，尽管持续时间和中东那场战争差不多，却永远改变了一切。前一分钟，他父母还在庆祝这些渺小但勇敢的犹太人战胜了庞大的敌人，而下一刻，萨姆·布朗斯汀在春田大街上的商店便遭遇了打砸抢，而弗格森的父母也将帐篷折叠起来，逃到沙漠中，不光是离开了纽瓦克和新泽西，而是一路往南走，到年底一直跑到了佛罗里达州南部。
画布上另一个明亮的点：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爆炸，哥伦比亚大学发生的革命，震动世界的八天 。
画中所有其余的光线，全都照在了艾米身上。她的头顶和脚下是黑暗，她身后是黑暗，她的左右也是黑暗，但艾米笼罩在光里，一道强光，几乎把她照得隐形了。
1966年秋 。在参加过十几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会议后，在参加过11月初罗氏图书馆前的台阶上为反对发生在越南的杀戮而举行的三天绝食抗议后，在竭尽全力向西区酒吧、匈牙利面点房和大学小店里宣扬她的观点后，艾米的幻灭感越来越强烈了。他们根本不听我说，一天晚上睡觉前刷牙的时候，她对弗格森说，我站起来说话，他们都低头盯着地板，或者打断我，不让我说完，或者他们让我说完，但他们什么话都不说，可十五分钟之后，其中一个家伙站起来，基本上重复了一遍我刚说过的话，有时候连措辞都一模一样，但每个人都拍手称赞。他们是恶霸，阿奇。
全都是？
好吧，不全是。我那些越独会的朋友还行，不过我希望他们能多给我些支持，但是劳工党那一派的人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尤其是迈克·勒布，他们的头头儿，老是打断我，用声音压过我，辱骂我。他觉得女人参加运动就应该去给男人做咖啡，或者在下雨天发传单，除此以外我们就该闭嘴。
迈克·勒布。他和我一起上过课。很抱歉地说，他也是泽西城郊来的，又一个自封为天才的家伙，对所有事情都有一个现成的答案。穿着伐木工格子衬衫的万事通先生。讨厌死了。
搞笑的是，他和马克·拉德上的是同一所高中。现在两人又一起进了学民社，可平时连话都不怎么说。
因为马克是个理想主义者，而迈克是个狂热分子。
他认为，未来五年内，革命肯定会到来。
不可能。
问题是男的要比女的多，大概十二比一。我们人数太少，无视我们太容易了。
那为什么不脱离，建立一个你自己的组织呢？
你是说退出学民社？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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