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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份或几份礼物，其中包括一张他父母给的一百美元支票，一张他外婆外公给的一百美元支票，以及三份马克斯小分队送的礼物——米尔德里德姨妈送的是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曲套装礼盒，诺亚送了一本书，名叫《世界上最搞笑的笑话》，唐姨夫送的是四本十九世纪俄国作家的平装书，都是弗格森久仰大名但还没费神去读的作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果戈理的《死魂灵》、托尔斯泰的《三部短篇小说》（《主与仆》《克莱采奏鸣曲》《伊万·伊利奇之死》）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这几本书中的最后一本终结了弗格森成为下一个克拉伦斯·达罗的肤浅幻想，因为读《罪与罚》改变了他，《罪与罚》成了那道从天而降的闪电，把他劈成了一百块碎片，等他重新把自己组装好之后，弗格森已经不再对未来有任何疑问，因为如果这 是一本书可以有的样子，如果这 是一本书能对心灵、思维和对世界最隐秘的感受所产生的影响，写小说显然是一个人在生命中能做的最好的事，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明白了编出来的故事远不止供人娱乐消遣，它们可以让你反躬自省，茅塞顿开，能灼伤你，冻僵你，扒光你，把你扔到宇宙的狂风之中，从那天起，在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在困惑的浓稠雾瘴中迷失之后，弗格森终于知道了他会去的地方，或者至少知道了他想去的地方，而且在此后的岁月里从没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就连在最艰难的那些年，在他仿佛会从地球的边缘摔下去时也没有。他才刚刚十五岁，但他已经让自己和一个信念结为了连理，无论好坏，无论富穷，无论疾病还是健康，年轻的弗格森发誓要坚守他与那个信念的约定，直到他的有生之年走到尽头。

暑假电影计划泡汤了。诺亚的外婆去年11月去世后，他母亲分到了一笔余钱，并决定从中拿出一部分投资到儿子的教育上。她没征求诺亚的意见，便替他报名参加了法国蒙彼利埃一个针对外国高中生的暑期项目——为其八周的全封闭、沉浸式法语学习，如果项目宣传册可信的话，他在期满之后回到纽约时就能像土生土长、爱吃蜗牛的法国青蛙那样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了。弗格森读完《罪与罚》三天之后，诺亚打来电话宣布计划有变，并咒骂他母亲竟然暗中使坏 ，但他也束手无策，他说，他还太小，没法为自己的事做主，眼下还是那疯子女王在发号施令。弗格森掩饰着心中的失望，告诉诺亚说他太幸运了，如果穿鞋子的人换作是他，肯定迫不及待地抓住机会，至于他们自己那双鞋子，唉，就算了吧，反正他们还没找到摄像机，甚至连剧本大纲都没开始弄，所以也没什么损失，而且想象一下有什么在法国等着他啊——荷兰女孩、丹麦女孩、意大利女孩，而且参加这类项目的男生从来都没多少，他一人坐拥着大群的漂亮姑娘，又没什么竞争对手碍手碍脚，肯定会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弗格森会想念诺亚，这是当然，会非常非常想，因为一直以来他们只有暑假才能每天待在一起，从早到晚整整玩八个星期，没有这个牢骚满腹、喋喋不休的表弟兼朋友，暑假哪还有一点儿暑假的样子——完全是一段百无聊赖的漫长时光，陪伴他的只有炎炎烈日和一种新冒出来的孤独感。

幸好，那张百元支票并不是他父母送他的唯一一份十五岁生日礼物。他还获得了独自一人去纽约的权利，而且他打算尽可能多地利用这种新的自由，因为美丽但沉闷的枫林镇被建起来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让人赶紧从那儿逃出去，现在另一个更大的世界突然间唾手可得了，那年春天几乎每个星期六弗格森都会跑出去。从他住的地方去曼哈顿有两种方式：一是坐107路公交车，每小时有一班从欧文顿总站发车，坐到第八大道和第40街之间的港务局大楼，二是坐伊利——拉克万纳铁路公司运营的四厢列车，始发站是枫林镇，终点站是霍博肯。这之后，再次二选一，最终结束这趟进城之旅：走地下，坐哈德逊地铁，或者走地上，坐哈德逊渡轮，由水路进入。弗格森更喜欢火车加渡轮的方案，不光因为他走到火车站只需要十分钟（相比之下，去欧文顿的总站则需要别人开车捎他一程），还因为他喜欢那列火车，那是全美至今仍在运行的最古老的火车之一，车厢制造于1908年，墨绿色的金属车体让人联想到工业革命的早期时代，而车厢内部古旧的柳条座椅和靠背可以前后翻转，随着轮子在生锈的铁轨上滚滚行进，这辆慢悠悠的特慢列车轰隆隆地颠簸向前，发出它喧闹、刺耳的歌声，独自一人坐在车厢里真是让人惬意又满足，看着窗外新泽西北部地区阴森、颓败的地景，一片片沼泽，一条条河流，一座座铁吊桥，而背景中是一幢幢摇摇欲坠的砖楼，旧资本主义的残迹，有些仍然在用，有些已经是废墟，都丑陋得无以复加，以至于弗格森反而觉得它们很是激动人心，一如十九世纪的诗人从希腊和罗马的山峦之间那些废墟中找到灵感那样，没向着窗外眺望身边那个倒掉的世界时，他会读眼下正在读的书，不单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那些俄国小说，他还第一次读了卡夫卡、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然后是轮渡，天气要是稍微不错的话，他会站在甲板上，迎面吹着风，发动机在脚下震动，海鸥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