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儿待着的时候也能更开心些。
(四)棒球禁令会继续下去,而且此限制还将包括其他衍生的球类运动,如垒球、威浮球、棍子球,以及不管什么时候都不和别人玩传接,就连拿个网球或者粉色的斯伯丁 橡胶球或者一双卷成球的袜子玩儿也不行。他觉得高中毕业后应该能慢慢忘掉这种挣扎,因为他不再和以前的棒球队朋友联系了,这些人仍然记得他曾经是个有前途的优秀球员,但他们对他放弃打球的决定困惑不解,无法接受他编出的搪塞借口,所以高中几年一直在反复追问他。幸运的是,这些问题现在终于结束了。可另一方面,他虽然从哥伦比亚高中的走廊和教室里逃了出来,但马上要去的是全国最热衷体育运动的大学之一,曾在1869年举办的第一届校际橄榄球比赛中迎战罗格斯,而仅仅六个月前又在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篮球锦标赛中晋级四强,最后勇夺第三,取得了常春藤大学校队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全国都沉浸在比尔·布拉德利与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凯兹·拉塞尔那些备受媒体关注的对战中,在后来的安慰赛上布拉德利又破天荒地一人独得五十八分,为普林斯顿夺取了胜利,毫无疑问,弗格森入校时,学校的所有人还会反复提起这些辉煌战绩。运动员会无处不在,弗格森自然也会蠢蠢欲动想参加各种比赛,但只能局限在半场篮球和触身式橄榄球这类运动上,为了防止以后被诱惑参加那些他为了纪念西莉亚死去的哥哥而发誓不再参加的运动,8月底时他把所有的棒球装备都送了人,若无其事地把两根球棒、一双钉鞋,以及过去四年里一直摆在他卧室书架上的路易斯·阿帕里西奥款罗林斯棒球手套,交给了同住在伍德豪尔新月巷的邻家小男孩查理·巴兴格。拿着吧,弗格森对九岁的查理说,这些我以后用不着了,身材瘦小的巴兴格不太明白这位让他敬仰的准大学生邻家大哥在说什么,仰着头问弗格森,阿奇,你是说归我了?对呀,弗格森回道,归你了。
(五)不主动向他父亲示好。如果他父亲对他示好,他会仔细考虑一下该不该回应,但他并不认为这会发生。他们最后一次联系还是6月的时候,弗格森写了一张字条,感谢他父亲送的毕业礼物,因为收到支票那天下午他的心情尤其差,又愤怒又绝望(那天早些时候达娜动身去了以色列),所以跟他父亲提到了他的计划,说打算把一半的钱捐给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另一半给争取稳健核政策全国委员会。他父亲不太可能高兴得起来。
重重疑虑和不祥预感,紧张焦躁和提心吊胆,那天早上驱车南下,去“大学生活”的沼泽和泥塘时,要不是货车里还坐着他母亲和吉姆,弗格森很可能会浪费掉他的早餐,衬衫上粘着一半的食物,踉踉跄跄地踏上普林斯顿那挂满露珠的草坪。
那天对全家来说都很紧张。丹和艾米正在另一辆车里,一路往北向布兰迪斯进发,弗格森及其一行则开着好心的阿尼·弗雷泽免费借给他们的白色雪佛兰厢式货车,在迷蒙的牛毛细雨中稳稳地向南行驶在新泽西收费高速公路上,驾车的是吉姆,弗格森和他母亲则挤在他旁边的副驾上,因为后面的车厢已经被两兄弟的家当细软塞得满满当当,都堆到了车顶,东西无非就是那些再熟悉不过的杂物,比如床单、枕头、毛巾、衣服、书、唱片、点唱机、收音机和打字机,这会儿,弗格森给他们念完他那五条戒律中的前三条,吉姆一边摇头一边笑着,那种施奈德曼家的人典型的神秘微笑——透着一股若有所思的味道,而不是快要或者有可能变成大笑。
放松点儿,阿奇,他说,你把这事儿看得太严重了。
是啊,阿奇,他母亲也插话说,你今天上午是怎么了?我们还没到那儿呢,你就开始想着怎么离开了。
没什么,只是有点害怕,弗格森说,担心我会走失在什么反革命、反犹太的地牢里,再也没法活着出去。
他的继兄听罢大笑起来。
想想爱因斯坦,吉姆说,再想想理查德·费曼。普林斯顿大学是不杀犹太人的,阿奇,只会让他们把黄色的大卫星缝在袖子上。
现在轮到弗格森笑了。
吉姆,他母亲说,可别开这种玩笑,真的不要——但过了一会儿,她也笑了起来。
犹太学生大概占百分之十,吉姆说。反正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比全国的犹太人比例要高很多,全国是多少来着?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哥伦比亚的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二十或者二十五,弗格森说。
也许吧,吉姆答道,但哥伦比亚没给你奖学金。
宿舍在布朗楼,三楼的一间套房,两间卧室,中间是公共休息室和卫生间,地方很大,四个新生住着绰绰有余。布朗楼的室友叫斯莫尔,霍华德·斯莫尔,一个壮硕的大块头,身高大概五英尺十一英寸,目光炯炯,身上散发着平静自信的气质,一个在自己那一小块地盘和自己那副皮囊里过得很自在的年轻人。两人第一次见面时,霍华德用力地握了握弗格森的手,但没有太用力或者要把人的骨头捏碎一样,然后他探着身子,开始研究起弗格森的脸,这人的行为好奇怪啊,弗格森心想,但接着霍华德问了一个问题,把一件原本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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