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还有肇事者的家长，都出席了，对两个凶犯理正词严地进行了谴责。发言中曾不止一次提到，有个丧失人性的莫斯科浮浪子弟，从动物园偷走一只可可依人的天鹅，做了下酒的佳肴。
干出这种残暴行径的青少年中，未必会有人因这种审判而自杀——如今他们可不怎么惧怕广播和诸如此类的舆论批判，至多不过嘟嘟囔囔地说一声“不，不啦”就完了；但是我想，他们那些心慈面软、安分守己的父母，倒完全可能会为此而忧虑成疾——这事非同小可啊！丢人现眼，全国出名。社会舆论一致维护公鸭，连退休老人都行动起来了啊。
我并不反对利用报纸、电台和其他强大的宣传工具对人们进行教育，但自从在西伯利亚看到了那些偷猎者之后，我觉得为公野鸭所进行的哭诉不过是贵族式的愤慨，不过是废话。
如果这种恣意胡为的残暴行为，只是出于一伙流氓泼皮之手，倒也罢了！我听说，鄂毕河流域纳雷姆斯克边区的一个电工，到地方司法部门某工作人员家中修理电线，发现阁楼上挂着一百多只杀死后被挂起来“风干”的天鹅。北方菲米斯[3]这位不愧为老饕的属员感兴趣的是天鹅肉，然而如今连天鹅毛也是畅销货，而且价格昂贵，因为摩登女郎用它做冬天的暖手筒和各种服饰，然而这并不妨碍她们在观看芭蕾舞《天鹅之死》时，听着圣桑凄婉的乐曲，洒一掬同情之泪——使她们感到难过的是艺术。
大雁飞临叶尼塞河往往正是流冰季节。被人打伤的禽鸟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尽力“挣扎”着飞越岸边，落到化出一汪汪清水，升起团团暖雾的冰上，成为乌鸦的猎物，要不就被流冰碾得粉身碎骨。当地老乡仍旧按老办法给子弹装药，全凭目测，或用手撮，或用锯断的旧弹壳或者小汤匙舀。至于无烟火药的速效，此地的许多猎手还闻所未闻。“咔吧一声，你知道，明明打中了骨头，听得清清楚楚，可大雁呢，信不信由你，只是晃了晃，照样飞！火药越做越糟，糟透了！过去，二百米以外，一枪打去，就像一团火球似的……也可能是枪老了，不管用了。”
乌鸦是罕见的森林益鸟，可根据迷信的说法，把乌鸦血抹在子弹上，就能百发百中，因此，楚什镇周围的乌鸦几乎被猎人追踪射杀殆尽……
我特意把莫斯科那只公野鸭被害死和对凶犯进行审判的事讲给楚什镇的人听。
“没事干啦，芝麻大的事也拿来审判，真是胡闹！”这是他们共同的结论。
“这只公野鸭太傻啦！到莫斯科去干什么？飞到这里来就好了。”柯曼多尔说，故意模仿着我的语气。
我给他们解释：现在不仅有动物园，而且专门划出池塘、禁猎区和自然保护区，这些地方的飞禽走兽以及各种生物，都是供人观赏，让人增长见识，进行研究用的。如果听任像他们这样的英雄胡作非为，就只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光秃秃的世界了。
“干吗去看那些个飞禽，有什么好看的？飞禽就是该打！该烧来吃。孩子们可以看电视嘛。”
这些话并不仅仅是恶意的讥笑和胡搅蛮缠，而且是对他们祖祖辈辈狩猎生涯的怀念。他们一年四季天天打猎，到鸟窝里掏蛋，在冻土带捕捉换毛期间的大雁，打死羽翼未丰的白草鸭，设置绳套、网罩，诱捕大雷鸟，装置自动弓弩，射杀麋、鹿和熊。他们习惯于“随心所欲”地过日子：想要什么，就到大森林里，予取予求！
有谁，有什么办法能根除这种像闯进别人院子似的在森林里为所欲为的可怕的旧习气呢？在北方，各处的人都不懂要有节制地狩猎。那么我们自己呢？不妨反躬自问。摸摸你们的脑袋吧，戴在头上的帽子就是麝鼩皮的，或者是黑貂皮的，要不然就是松鼠皮的；再看看挂衣架吧，那儿挂着水獭皮的女式大衣，男式大衣上都镶着水貂皮领、貂皮领或者黄鼠狼皮领，还有那些暖手筒和暖帽，都是用洁白得像雪一样的天鹅羽毛做成的。这难道都是猎人的勤劳的、并非损公肥己的手捕捉到的吗？
狩猎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猎人出没于密林和冻土带去猎取毛皮，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糊口的手段。我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这些人。
一九七一年，整个俄罗斯的秋季都拖得很长。而在西伯利亚更发生了闻所未闻的怪事！直到十二月还不曾见到半点雪花。密林深处，荒凉的塞姆河畔，突然涌来了一大帮射手。这些人既没有经什么人批准，也不曾办任何登记手续，他们根本不理睬那些狩猎期限和狩猎规定。
塞姆河发源于鄂毕河附近的低地，缓缓地流过一千多公里，把那携带着泥煤的淡黄色河水平静地注入叶尼塞河；蒂姆河发源于叶尼塞河左岸附近的低地，迎着塞姆河，向鄂毕河流去，直到纳雷姆斯克边区。它比塞姆河略长，水量略大——这真是两兄弟“同处一节车厢里，偏向两地背道行”。大自然把它的水流、财富、宝藏平均地分给了这两个兄弟。我们的大自然公正持平、明察秋毫，而且忍让宽厚。然而那年秋天，遍地轰鸣的枪声震耳欲聋，大自然因之浑身战栗；弥漫大地的硝烟，遮天蔽日，大自然因之顿然失色。
强盗们乘着小船，沿塞姆河逆流而上，向杳无人烟的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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