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睡意，她吻别时嘴唇的温润犹存，所以电话铃响时，我不觉得诧异。
“你能不能立刻过来？”我拿起电话时，她说。
我没出声，努力想找个欲拒还迎的说辞。
“我找过阿布杜拉，但他没回。”她继续说，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里有屈服、惊吓和茫然。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碰上麻烦了，有麻烦事……”
“是毛里齐欧？你没事吧？
“他死了，”她小声而含糊地说，“我杀了他。”
“还有别人在吗？"
“别人？”她含糊重复道。
“还有其他人在那里，在你公寓里吗？"“没有。我是说，有，乌拉在这里，还有他在地板上。那是……”
“听好！”我以命令的口吻说道，“锁上门，别让任何人进来。”
“门被撞坏了，”她小声说，声音愈来愈微弱，“他破门而入时，把锁撞坏了。”“好，拿东西顶住门，椅子或什么的。门不要开着，等我到。”
“乌拉很慌张，她……她很难过。”
“不会有事的，一定要堵好门，别打电话给任何人。别跟任何人讲，别让任何人进来。饱两杯咖啡，多放点牛奶和糖——四勺，和乌拉坐下来喝。如果她需要，给她一杯烈酒。我这就去，十分钟内会到。撑下去，保持冷静。”
夜里，我骑上摩托车，穿过拥挤的街道，蜿蜒驶入通亮的灯海中，脑中一片空白，没有恐惧，没有忧虑，没有兴奋的颤抖。用安全的最大速度狂级，每次换档都猛催油门 ，让转速表的指针一下子就跑到最高转速的红区。而那正是卡拉、狄迪耶、阿布杜拉和我，我们每个人，正在做的事，只是每个人的做法不同。我们都正以安全的极速在狂帆生命，还有莉萨，以及毛里齐欧，都正在让指针转到红区。
在金沙萨，有个荷兰佣兵告诉我，他唯一一次不再恨自己，是在他面对的危险变得极大，大到他在不假思索或毫无感觉的情况下，马上付诸行动的时候。我真希望他没跟我说过这句话，因为我完全了解他的意思。那一晚我骑车咫车时，心中平静得几乎像是不起一丝涟漪的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