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墙以芦苇席架在木架上搭成，最后一面墙，靠床头的那面，有窗户可俯瞰外面有阿拉伯和本地穆斯林商人的热闹街道，但百叶窗一拉下，便只有些许阳光在缝隙中闪烁。没有天花板，头上只见数根粗椽交错，撑住陶瓦屋顶。这幅景象，我以后会很熟悉。吉多吉拿了钱，说明一番，然后留下我一人。房间离屋顶很近，因此非常热。我脱下衬衫，关掉灯。幽暗的小房间像座囚室，夜里的监狱囚室。我在床上坐下，几乎立刻就落泪。来到孟买后，我哭过几次。遇见兰吉特的麻风病人后，我掉过眼泪；在阿瑟路监狱，那陌生人擦洗我饱受折磨的身体时，还有跟普拉巴克的父亲一起待在医院时，我也流过泪。但那忧伤和苦楚始终被我压抑下来。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办法压下最深的优伤和苦痛，堵住忧伤和苦痛的洪流。然后，独自一人待在鸦片馆这间小房间时，因朋友阿布杜拉和普拉巴克的逝去之拗，我任由情绪奔流。
对某些男人而言，落泪比挨打还糟。对那样的男人而言，吸泣所带来的伤害，比挨皮靴、吃警棍更深。泪始于心中，但我们有些人太常否认心中的感觉，且久久不肯承认，因而当心中的感觉爆发出来时，我们听到的不是一种忧伤，而是心碎时的上百种忧伤。我们知道哭泣是合乎人性的好事，知道哭泣不是软弱，而是某种坚强。但哭泣把我们盘结的根从土里拔起，我们哭泣时就像树倒下般，崩溃了。
吉多吉没催我。最后，我听到他走近门口时，印度凉鞋摩擦地板的声音。我抹掉脸上的忧伤，捻亮灯。他带来我要的东西——钢匙、蒸馏水、抛弃式注射器、海洛因、一条香烟，摆在小梳妆台上。有个女孩跟着他来。她告诉我她叫席尔帕，负责伺候我。
她很年轻，还不到二十岁，但专业工作人士的阴郁表情，已夺走她那年纪应有的清纯。希望在她眼里蜷缩着，像挨了打的杂种狗般随时会狂吠或咆哮。我请她和吉多吉离去，然后煮上一剂海洛因。
那剂海洛因搁在注射器里将近一小时。我拿起注射器，对准我手臂上一条又厚又粗又健康的血管五次，但每次都还是缩手，没打。那汗流侠背的一小时里，我一直盯着注射器里的液体。就是那东西，那个可恶的毒品。那是罪魁祸首，驱使我干下那些愚蠢、凶狠的罪行。那东西使我入狱，使我失去家人，失去挚爱。那东西拿走一切，不给你任何回报。但它给你的虚无，它给你的毫无感觉的麻木，有时正是你想要的。我把针头插进血管，抽出玫瑰色的血液，确认针头安全打进血管，接着将注射器的柱塞往下推到底。还没拔出针头，海洛因就已使我的心变成撒哈拉沙漠。海洛因沙丘，炎热、干燥、明亮、单调，窒息所有思绪，埋掉我．白中失落的文明世界。那股炎热也注满我的肉体，驱走我们在每个清醒的日子里忍受、忽视的上千个小疼痛、剧痛、不适。毫无痛苦，一片空无。
然后，在我的心仍是一片沙漠时，我感觉自己的肉体逐渐下沉，沉入令人窒息的湖水，打破那湖面。打了第一剂，然后过了一个礼拜？一个月？我爬上筏子，漂荡在汤匙里的致命湖面上，血液里带着撒哈拉。头顶上那些粗椽传达出某种讯息，有关哈德、卡拉、阿布杜拉和我四人如何交会、为何交会的讯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透过阿布杜拉之死这条链带，以某种深刻的方式交错。就在那些粗椽里，破解密码的关键就在那里。
但我闭上眼睛。我想起普拉巴克，想起他在死去的那个晚上那么拼命地工作，工作到那么晚，因为那出租车是他自己的，他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而那辆出租车是我买给他的。如果我没买出租车给他，他就不会死了。他是我在监狱囚室里训练出来、用面包屑喂大的小老鼠，是被钉上十字架的老鼠。有时，未陷入迷幻的一小时清醒时光里，我想起阿布杜拉死前那一刻的样子，他孤身陷在死亡的包围中，孤立无援。我应该在那里的，我每天都和他在一块，那时我应该和他在一起的。人们不会让朋友那样死去，那样孤身面对死亡和命运。他的尸体在哪里？如果他是萨普娜，怎么办？我朋友，我挚爱的这个朋友，真有可能是那个冷血无情、丧心病狂的杀人魔？逝尼说了什么？遭支解的马基德尸体散落他屋中各处……我可能去爱干出这种事的人吗？我内心某个顽固的小角落担心他就是萨普娜而仍然爱他，这代表什么意思？我再度把那银弹打进我手臂，往后倒在漂浮的筏子上。我在头顶上的粗椽间看到答案。我确信，再打一小剂，再一小剂，再一小剂，我就会了解那是怎么回事。
我醒来，见到一张脸怒视着我，用我不懂的语言激动地说话。那是张丑陋、不怀好意的脸，几道深纹呈弧形从眼睛和鼻子往下划到嘴巴。然后那张脸有手，很有力的双手，我发觉自己从筏床上被抬起，由人扶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你来！”纳吉尔用英语咆哮道，“你来，立刻！
“去……”我慢慢说，停下来，好竭尽所能地骂人，“……你的。”
“你来！”他重复道。他气得发抖，不自觉张开嘴巴，露出他外突的下门牙。“不要。”我说，转身欲回床上。“你……走！
他把我拉转过来，让我再度面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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