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出我无意中发出的侮辱之意：像你这样的阿富汗黑帮分子，怎么会懂这么多科学和高深知识？我回看他，想起有一天与强尼·雪茄在贫民窟时，我所犯下的残酷错误：只因为他穷，就认定他无知。
“有句俗话说，学生准备好了，老师就出现，你可听说过？”他问，笑了。那似乎是在嘲笑我，而不是在跟我一起笑。
“听过。”我紧咬牙关，耐心地吐出答复。
“呢，就在我研究哲学和宗教而需要科学家指点特殊知识时，有个人适时出现。我知道生命、星体、化学的学科，可以给我许多答案，但遗憾的是，我亲爱的麦肯锡先生除了给我最基本的知识，无法教我那些东西。然后我遇见一位物理学家，一个在孟买的巴巴原子研究中心任职的男子。他人很好，但在那时候有个缺点，爱赌。他碰上大麻烦。他输掉一大笔钱，而他赔不起那么多钱。他在一家俱乐部赌输了，而那俱乐部的老板我很熟，我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都肯为我卖力。麻烦不只一桩。那个科学家还和一个女人扯上关系，他爱上那女人，为了那份爱干了一些盆事，惹上许多危险的麻烦。他找上我，我替他解决那些麻烦，且严守口风，没把那些事告诉别人。没有人知道他做了那些轻狂的事，没有人知道我帮他解决那些事。为了回报我，自那天起，他就一直在教我，至今仍在教。他叫沃夫冈·拍西斯，我已经安排好，回去后不久就让你跟他见面，如果你想的话。”
“他教了你多久？"
“过去七年，我们每个礼拜见一次面，一起研究。”
“天啊！”我倒抽一口气，想着睿智而又呼风唤雨的哈德，碰上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即使那合法但不合理，也要强索到手，心里不禁感到些许卑鄙的高兴。但一转眼，我又为自己有这想法而觉得丢脸：我很爱哈德汗，才会跟着他参战。那位科学家难道不可能跟我一样爱他？想到这一点，我知道我是嫉妒那个人，那个我不认识且大概永远不会见面的科学家。嫉妒，就像滋生那嫉妒的不完美的爱，不理会时间，不理会空间，不理会具有智慧的推理论证。嫉妒单凭一个恶意的辱骂，就能让死者复活，或者，让人只因为听到某人的声音，就恨起那人，尽管那是个十足的陌生人。
“你问生命，”哈德和颜悦色地说，改弦易辙，“因为你在思索死。你在思考如果逼不得已你必须射杀人，必须夺人性命。我说对了吗？"“对。”我喃喃道。他说得对，但萦绕在我心中的杀人念头，和阿富汗无关。我想杀的人在孟买，在名叫“皇宫”的丑恶妓院里，那人高坐在一间密室的宝座上。那人是周夫人。
“切记，”哈德锲而不舍，一手搭上我前臂，强调他要说的话，“有时，为了对的理由，必须做不对的事。重点在于，要确认理由是否对，在于坦承做了不对的事，在于不自欺，不自认自己做了对的事。”
稍后，在闹哄哄的婚平L 走到悲喜交织的尾声时，在我们与自己人急速会合，眶当眶当而吃力地穿越新的高山时，我试图卸下哈德用话语圈住我心坎的荆冠。为了对的理由，做不对的事……在这之前，他就曾以那句话折磨过我一次。我在心里咀嚼它，就像熊会咬拴住它腿的皮带。我这辈子干过的不对的事，几乎都是出于不对的理由，就连我干过的对的事，也往往是受不对的理由所驱使。
郁闷包住我。那是抑郁而心存怀疑的心情，我甩不掉的心情。我们骑马走进冬天时，我常想起阿南德·拉奥，我贫民窟的朋友。我想起在阿瑟路监狱的会客室里，阿南德的脸隔着金属栅栏对着我微笑：那张温和、英俊的脸，如此平静，洋溢在他心中的平静心情，使他脸上没有一丝怨恨。如他所认知的，他为了对的理由，做了不对的事；如他跟我说的，他平静地接受他寂得的惩罚，好像那是特权或权利。最后，经过太多的思考，我咒骂起阿南德。我骂他，要他别再纠缠我的心，因为有个声音不断在告诉：我（我自己的声音，也可能是我父亲的声音），我永远不可能理解那份平静。我永远无法抵达心灵上的伊甸园，无法坦然接受惩罚，坦然承认对错，进而无法摆脱那像石头一样安立在荒凉的逃亡心田里的烦恼。
我们再度摸黑往北走，攀爬、穿过哈达山脉的狭窄库萨山口。那段路直线距离三十公里，但我们上攀又下降，走了将近一百五十公里。然后，天空豁然大开，我们在较平坦的地区走了将近五十公里，越过阿加斯坦河和其支流三次，然后抵达沙巴德山口的山麓丘陵。在那里，在我还在为这趟远征的是非对错而烦乱不堪之际，我们首次遇上敌人开枪攻击。
哈德下令不休息，一鼓作气攀越沙巴德山口。因为那决定，我们许多人，包括我，在那个寒冷的傍晚保住了性命。我们以小跑步猛赶路，穿过那开阔的平原之后，大家都疲惫不堪。每个人都希望在那山口的山麓丘陵休息一下，但哈德催我们继续走。他从队伍前头骑到后头，大叫着要我们不要停，不要停，跟上。因此，枪声刚传来时，我们正快速移动。我听到那声音，敲击空心金属的声音，好像有人正拿着铜管敲空的汽油桶。我盘得很，一开始没想到那是枪声，仍拖着疲累的步伐，牵着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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