俪，并且分配到一幢房子，又从市场旁边的一些弃置的公寓住家里搬运家具——一个装饰着小角塔的红木餐具柜、几幅装在沉重的画框里的巨幅静物画、一张塞满了纸张和照片的书桌——她用这些纸和照片点着了炉火——还搬来了几张带有因用旧而磨光了扶手的皮椅。他们为拥有这幢房子而自得，夫妻俩梦寐以求的就是这样的房子。它那狭窄的楼梯间靠正门上方镶嵌的多色彩绘玻璃照亮，带扶手的结实的楼梯，前厅装满了镜子，这些镜子由于过于巨大而未遭受洗劫，起居室带有阳台和推拉门，一间有冷藏设施的宽大的厨房，墙上贴了瓷砖。瓷砖展示了农村风光——一架风车兀立在用细线条画成的钴蓝色风景画里，散落在池塘上方的村庄、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羊肠小道的山脉。同样的题材每隔几块瓷砖便重复一次，给空间以一种有条不紊的秩序。每样东西都必须有自己的专门位置，就连形态如蝎子的大理石镇纸也是放在它该放的地方。否则人们就会觉得别扭，或许就会对其不屑一顾。在这里人们不习惯以另一种方式生活。
从此以后吸引他们的总是那些赏心悦目的东西：漂亮的住宅、引人注目的最新款式的时装——它们是如此讲究，如此精致，如此优雅，真是与军人的制服、战时的破衣烂衫、斜挂在肩上的粗帆布背包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还有，每到午后他俩常走进花草丛生的园子，挖出那些他们叫不出名字的鲜花。他们将这些鲜花栽种在自己房屋四周，有如环绕着城堡。现在当他们傍晚时分玩惠斯特牌戏的时候，就能闻到馥郁的花香，而后，在重新分发纸牌的中间，他们就会上床，做爱。
他迅速得到晋升，从矿山到城里最大的企业单位——布拉霍贝特纺织厂，她当上了药房经理。他们常去斯维德尼查和弗罗茨瓦夫采购。他们经常出门散步，为的是向城市展示他们自己，也为了城市能向他们展示它本身。
他们穿着颜色鲜艳、款式流行、洁净整齐的服装，在街头悠闲地漫步，这样的行头使他们容光焕发，似乎它给他们的面孔平添了一种天国的异彩，以致瞥见他们的人们都不由自主地要在胸前画个十字，要在人行道上对这样一对夫妇顶礼膜拜。这是一对完美地嵌入一幅照片中的自得其乐的妙人儿，这一幅照片就是——世界。
起初他们都不想要孩子，他们小心翼翼，采取预防措施，甚至感到他们因此而比别的那些夫妇要优越得多，那些夫妇做爱时往往忘乎所以，缺乏必要的控制，很快便落入了困境。他们觉得那些人的生活太平庸了，一结婚就生儿育女，眼看一切都在逐渐发生变化，日常生活转成老套的程式。那些夫妇的厨房里，弥漫着牛奶和尿的气味，盥洗室里晾着尿布，起居室里出现新的永久性的固定设备——烫衣板，连同它那令人难以忍受的难看的金属钩架。那些夫妇不得不去排队买小牛肉，不得不去看医生，为婴儿的乳齿是否已经长齐担心着急。“像我们这样该有多好。”他附着她的耳朵悄声说，而她正偎依在他强壮的胸膛上，他胸口有几处伤痕，她从未问过这些伤痕的来历。她补充说：“我又怎能分割对你的爱呢？”“一旦我们不得不去爱别的什么人，我俩就很难不被拆开；这样的爱难免会夺走我们的时间、注意力和感情。”因此，在他们的床边才胡乱地扔着包装保险套的金属箔，而在盥洗室的小架子上立着冲洗器，这些都是他们控制生育的普通证据。他们因之而拥有充分的自由，成了真正的自由人。他们有自己的小汽车，他们恐怕是全市首先拥有私家小汽车的人之一。他们开着小汽车去克沃兹科，甚至去弗罗茨瓦夫；他们开着小汽车上剧院，在他们需要给自己缝制一套西服或是一套女裙装，抑或是件配有层层重叠有如起了泡沫的长裙的漂亮礼服的时候，他们便开着小汽车找裁缝量身定做。每当另一对痛感自己日益衰老的夫妇向他们问及有关孩子的事，他俩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片仍然还不完全属于我们的国土上，何必要生孩子呢？在战时发生那一切之后，在电影院向我们展示了那些集中营题材的电影之后，为何还要生孩子？”
然而他们的躯体根本就不在乎这类问题，也不在乎战争，不管他们主观意识如何，都会在他们体内不断生产出形成孩子的要素。每个月都会在她的卵巢里生成一些不完全的、不充分的生命；在他的下腹内部产生数百万潜在的生命。有时偶然间这些要素会在她的子宫内结合在一起，但她既不想怀它们，也不想哺育它们，更不想照料它们，于是它们便神秘地枯死，最终血的瀑布便将它们冲刷掉了。由此她更加明确地坚信：世界服从于她的意志，她不想要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而一旦她想要——就会有。
因此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但毕竟还是不断创造了一些无形体的、不充分的、未完成的生命，一些如同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还没植根于土地的生命。而由此可以推及，所有那些不能植根于体内的生命，那些没有任何上帝立足的地方的生命，它们是空虚的。但它们会围绕着它们落脚的地方打转，在神奇花园的空中无所事事地游荡，会透过窗玻璃张望，有可能会随意地躺到玻璃杯里，而当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把玻璃杯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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