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的瓦勒开火的。欧洲的命运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
穿着灰色工作服的年轻男人俯身在嗡嗡叫、隆隆响的机器上。这一次妈妈解说得很好，他很快就找到了通道和左边第三扇挂有“劳森吉尔博士”牌子的门。
“请进 。”他听到了妈妈欢快的声音。她从打字机后面跳了起来，走到他面前，用同样旋风般的动作整了整自己的头发，按灭了香烟头，伸出了手，就像是她要像对一个陌生来访者一样和路易斯握手，但只是摸了摸他的脸颊。（她在扮演母亲的样子，好让一个嘴唇之间含着回形针、坐在小一点的书桌后面的白发瘦女士能看到。）
办公室里灯火通明，通过大窗户可以观察对面房子里的钳工。明亮的家具，大部分身体都藏在一棵棕榈树下的元首的照片，一份配有阿尔卑斯山全景图的挂历，钢做的抽屉柜，上面放了几十盆仙人掌。她的天堂，让她乐不思家的地方。那个干瘦的女士抓起一份传单消失了。
“你想喝杯咖啡吗？”
“不了，谢谢。”
“这可不是麦芽咖啡哦。”
“不用。”
“你不会和我闹别扭，对吗？”
“不，妈妈。”
“这是真正的咖啡豆磨出的咖啡。我只能取两三勺，这咖啡是锁在保险箱里的。当然我也会偷偷拿一点儿送到厨房里的亚宁娜那儿去。要和这儿所有人都搞好关系。”
她坐在窗台上。在她身旁，在窗户框里，从后面花园里出现了那个高个子男人，他在“弗兰德里亚”对路易斯说过再见。他两手背在身后，正在自言自语，或是在朝着天空做新教徒的德语祷告。他一直站着，用手掌边敲打臀部，轻轻地敲到膝盖，然后又伸展开去。他对着一条有湿湿的黑鼻子的棕色腊肠犬说了些什么，这小狗正在一片灌木丛下面嗅来嗅去。男人朝妈妈挥手。
从近处看，他皮肤粗糙，脸上是一副探究别人的、显得有点自负的表情。
“希特勒万岁 。”路易斯说。
妈妈说，这是她儿子。带点儿歉意，同时又显得骄傲。
“这样啊 。”男人说，然后用流利的弗拉芒语说，“你好啊，身体好吗？”
“谢谢，挺好的。”
“好吧。”男人说。他用德语表示，路易斯和妈妈惊人的相像 ，真的 ，真的 ，尤其是嘴。让路易斯感到放松的是，他发现劳森吉尔丝毫不记得，在“弗兰德里亚”门口的石子路上扛旗的哨兵和站他面前这个有礼貌的、微笑得过分殷勤的儿子是同一个人。也许就因为这个，他们才没有把劳森吉尔送到真正的战场上去：太瞎了，太笨了，没有记性。尽管如此他还是拿到了博士。很可能都是靠死记硬背的。然后又把所有学过的都忘掉了。打打网球还行，边打还边摔跤，在“低地少女团”洗过并熨过的干干净净的裤子上留下砖红色的污渍。
“好吧。”劳森吉尔把妈妈书桌上半满的烟灰缸在灰色的金属垃圾桶上倒空。他问，在希特勒青年团里过得怎么样。还是看出来了。路易斯被气得语无伦次，因为他又一次低估了一个成年人——我的傲慢让我自己瞎了眼，多留心一点吧，你这笨蛋！——路易斯说，他不知道。在弗兰德没有希特勒青年团。虽然大家都在说应该建一个，某个时候，最近。
“好吧。”他完全不在乎。路易斯继续说，而且他也不再属于任何青年组织了。妈妈插话了，说她预见到了，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路易斯在任何组织里都坚持不下来的，他实在太我行我素了。
“啊，”劳森吉尔说，“这样的话，怎么能发展出健康的男性品德呢？”路易斯没有给出任何表情；绝不能表现出我听懂了这个轻佻的笑话。
“那些必要的成人仪式，对领袖们的信任又怎么培养呢？”
“亨尼。”妈妈说。博士便沉默是金了。他有着宽得非比寻常的手关节，上面有金色的卷毛，比比二号正在舔它们。
“他会自己做到 的。”他说，就好像路易斯根本不在场一样。然后他起身去欢迎一位身穿着磨损了的西服的苗条男青年了，这青年不敲门就走了进来，可能是因为他只有一条胳膊。他把唯一一只手伸向路易斯，看上去比在圣罗胡斯教堂的更衣室里激动地向蛋头说话的那一天放松一些、自信一些。比比二号开始用很低的音调嘟哝，耳朵半张开。劳森吉尔说，东克斯先生能过来，实在是很友好。
“只要一刻钟的时间。”妈妈对路易斯说，递给东克斯一份几乎空无一物的文件夹。
“十分钟。”东克斯带着东弗拉芒口音说，唯一的那条胳膊友好地牵着路易斯走了。劳森吉尔眨了眨眼睛。
在墙上挂着公告和标语的一间会谈室里，东克斯说：“坐下吧。别拘束。我不会咬人的。”
一张海报以精简而严苛的多尔夫·泽布洛克式线条展示了一个身体正向前倾的党卫军成员，他左边的袖子上有“弗兰德军团”的字样，他的机关枪正指向一个看不大清的蓬头散发、浑身发臭（因为他裹着臭鼬皮）、没了牙齿、深色眼睛的亚洲游击队员。士兵的头盔上方飘舞着一面旗子，举旗子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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