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脚上都穿着翻卷的白色袜子和黑漆皮鞋。下面的脚在金色树叶做的床上往两边叉开，就像查理·卓别林那样，脚旁边摆着一条揉成一团的格子裙。两条大腿之间拱起来的浅土色小块，也可以分裂开来做出芭蕾舞的交织步，一直都是模模糊糊的。借着地窖小窗里漏下的最早的晨光，路易斯认不出太多东西。隔着一点距离，在两棵梨树背后站着一个男人，也没有头，手插在口袋里。他穿着暗色的大衣，肚子贴在一个树干上。尽管他没法看到玩偶——就算他有头，梨树也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是一个目击证人，是刚发生的罪行的同谋。他的形体与霍尔斯特的相似。但我才是盯着这个在尸体解剖之后急急忙忙拼凑成个大怪物的残肢和下体看的人，我这个长了多余的脑袋的家伙，用我那拼命伸展的神秘玩意儿往梨树的树皮上，往一切障碍物上撞的家伙。
爸爸从他手上拿走了薄薄的书。“他们做的是对的，这样的污秽就该毁掉，烧掉。”
“给我！”路易斯哼哼道。奇怪的是爸爸真的还给他了。
门房来释放他们了，他带来了两个印刷纸板做成的崭新的箱子。“这里好臭。”他责怪道。
“我还以为，您不会再出现了呢。”爸爸说得就像个幸福的情人。
“本来这儿在星期日是不干活儿的，但情况紧急。您可能已经听到了。”
“模模糊糊听到了一些。”爸爸说。
“他们把他射死了吗？”路易斯问。门房火了：“你没听到，你什么都没听到，懂了吗？”
“您用不着跟我们说两遍。”爸爸说。
箱子非常沉。火车迟到了好几个小时。
他们在客厅里把书拿出来。“我们明天按字母顺序来整理整理。”爸爸说，“现在我要去睡一觉。”
路易斯梦到了两只涂成彩粉色的犰狳，它们在天堂般的树丛里嗅了嗅，然后笨拙地爬上了在瓦勒塔楼下竖起的木制绞刑架，一个插了旗子挂了花环，摇摇晃晃的架子。上面站着索伊斯特和德·科讷，嚼着口香糖，腰带上别着童子军百合徽。回旋的鼓声轻轻响，是序曲。他想去他们那儿，因为他们朝他投来了乞求的目光，妈妈说：“好吧，去吧，你可以帮他们，但首先你得梳梳头。来，让我来给你梳。”
路易斯没法反抗，他把头放在她的膝盖上，就像放在砧木上。从有孔雀眼的裙子下面，她掏出了一把滚烫的火钳。“妈妈，我来得太晚了。你听，鼓声越来越响了！你抓紧一点！求你了！”可是她没有停下，继续卷着他的头发。润发油嗤嗤响。
劳拉夫人，其实那会儿已经结了婚，不过是悄无声息地结的，贝尔沃茨，那个门房告诉他们。他们再也没见过她。有五个星期，他们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坐车去取书，不过没有再在布鲁塞尔过夜。纸板箱现在已经几乎要四分五裂了。
路易斯抚摸着放在他卧室里的书的彩色书脊。大部分书他都是一目十行挑着读的。《针锋相对》他读了一半就丢开了。但格奥尔格·赫尔曼的《小耶特·吉伯特》和《亨利特·雅克比》 [482] 他几乎每一句都读了。“你现在又在犯什么毛病？”爸爸发现他满脸泪痕地站在阳台上的时候问。
“那些犹太人，不论在哪里都遭人嫌弃，不论在哪里都被人驱赶，命运对他们真是太不公平了。”
“这是那本书里写的？”
“不，可是我可以感觉到。”
“犹太人就会说些动人的话。”
“但他们说的是真话。”
“对一个犹太人说的真话，你一定要多怀疑怀疑。”
“那你说的真话多半是不用了吧！”
“所以你犯不着这么哭哭唧唧的了。”
路易斯知道得很清楚，这个男人不是他的父亲。我也不是妈妈的孩子。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当我睡在新生儿养育房的襁褓里的时候，就和另一个婴儿调换了。这件事儿只有教父知道，但他守口如瓶，只向他最宠爱的莫娜姑妈透露过，所以她对我的态度总是这么特殊。
“那些在英国的集中营里挨饿、受折磨的南非布尔人 [483] 怎么说呢？还有被英国人谋杀的爱尔兰人和印度人。还有14-18年在战壕里牺牲的我们的年轻小伙子们！这些你就不提了。对这些人你就不掉眼泪了。总要有替罪羊的。而今天的替罪羊就是那些犹太人。”
“非得有不可吗，爸爸？”
“因为总要有替罪羊，你听不懂吗？这就是生活。如果你撞上了，你就会觉得它残酷。可是生活中总是有幸运和不幸的。”
“大部分法律都是以幸运和不幸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秩序都是。”教父说。
“替罪羊就是一只绵羊。”蛋头说。
“不！不！”路易斯执拗地喊道。
蛋头这一天说话说得比平时都要慢。“不论我们的集体多么不公平，你们四下里看看就知道，它却有拯救我们的可能。我是没法看到了，但拯救是能够实现的。平等与公正，把这样的概念散播出去的人也正是每天都在践踏它们的人，而只有通过一个集体，这些概念才能成为现实。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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