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的萌芽。”
“她的衣服，她的首饰，”路易斯说，“劳拉夫人没把这些带走吗？”
“没有，”霍尔斯特怀疑地说，“我会照管这些东西。”
“但您总有些猜测，她这么一下烟消云散地，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去了美国，同一个美国人一起？”
“烟消云散，”霍尔斯特喃喃地念叨，“烟消云散。”
路易斯扭动了收音机的旋钮。一个男童合唱团在用掐出来的高音唱《垂怜曲》，先后交错地唱了十到十二遍，哀怨之声渐渐高涨，破裂成碎片，又奇妙地重新融合。整一个宿舍的天使。
维奥蕾特姨妈又去了趟布鲁塞尔。
“第五次了。”梅尔克说。
她穿了她那套绷紧了的灰色衣裙，戴了颜色稍微明亮一点的提洛尔帽，系了一条风情十足且遮住她的双下巴的印花丝绸围巾，穿着钝鞋尖和尺寸合适的厚鞋底的护士鞋，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把蛇皮包狠狠砸进梅尔克的藤椅里，踩着楼梯上楼去了。
“吭都不吭一声啊。”梅尔克抱怨道，“自从她不去教课了，她就没了规矩。”
“她吃得太多了，因为她找不到男人。而她找不到男人，是因为她吃得太多。”梅尔克说，“幸好现在那个大骗子去了法国或别的什么地方。在部里没有人敢透露他的地址。维奥蕾特现在在那儿的办公室里大闹了一场。”
“为了她的胡格诺教徒？”
“就直接说出来吧：新教徒。”
“胡格诺就是新教徒，梅尔克。”
“那他们为什么叫自己胡格诺？部里的人不知道他在哪儿，但为维奥蕾特·伯塞茨的礼物，袖扣啦，丝绸衬衫啦，温克勒·普林斯百科年鉴预订票啦，他们就有地址给了。但还是要承认，他是做了好事的，那个康拉德，就像圣方济各。他从来不嫌累，成天到晚坐着吉普车漫山遍野地转，到所有那些政治家和军事法庭检察官那里请求赦免别人。他给有些‘黑卫队’的人说了好话，救了他们，这是没有二话可说的。”
她把手上的针线活计放到一边，透过窗玻璃往车库看，她最疼爱的儿子欧梅尔在里面坐着或躺着或走来走去。她又抓起了穿衣针。
“胡格诺。”她鄙夷地说，“幸好他溜掉了。要不然他也得进牢房，她就会每天去看望他，给他带香蕉、核桃和新洗好的内衣内裤。”
“溜掉了，梅尔克？”
“唉，小伙儿，我们还是别说这个话题了。人生啊就是这样的。”可是她当然又会绕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这位流言先知。在长久的、恶意的犹豫之后，她讲道，康拉德在战争期间，在他躲在木匠于勒家里的时候，也都一直在布道。他是偷偷干的，大部分时候都是深夜里在某个仓库里。整个战争期间他都为农夫和农妇们祈福，教会他们吃荞麦。但之后他的这些异端学说就成了他自己的陷阱。波兰士兵开着吉普车在一条乡间大道上发现了菲森阿肯的女儿，流着血，还带着一个脐带都还紧紧挂在她身上的孩子。她拒绝上吉普车跟他们一起走，但她身体太虚弱，没法反抗。因为这是那些胡格诺派的魔鬼规则中的一条。如果有人生了病，不可以去看医生。如果他们感觉到马上有孩子要出生，他们就必须走到空地上去，直到走不动了就躺倒在地，肚子朝向太阳或星星。”
“菲森阿肯的女儿的孩子呢，他……”
“他活下来了。但对于法庭来说没有区别。每个人都应该按自己的方式享有福乐，这是写在法律里的。但做得太过了，就是做得太过了。”
“那个孩子是他的吗，是康拉德的吗？”
“这有谁能知道呢，小伙儿？——他在仓库里为许多农妇祈过福，不仅仅是用胡格诺的圣水哦。你姨妈有一天嘴唇上因为感冒起了泡，一个又一个的。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她是在他那儿染上的。她往上涂了药膏，泡就消失了。这算了了。但我还是背着她去找了梅尔腾斯神父，告诉了他——我虽然说他是溜到法国了，但他常常提到瑞士，提到瑞士的茨温利 [598] 。梅尔腾斯神父肯定知道那地方在哪儿。”
路易斯围着米谢勒的房子转圈，圈子越变越小。但他还是不敢去按门铃。她反正也不会开门的。如果她开了门，就会问：“哟，年轻人，我能为你做点啥？”而且是她为自己的胸部感到羞耻，应该是她逢迎地骑着自行车，满怀渴望地到“日高点别墅”来。他不得不又买了一期《新文学》，这让他恼火。拉夫不在家。路易斯没兴趣去霍尔斯特那儿打扰他，他没准儿刚刚在一张被蜡烛光照亮的劳拉夫人的照片前跪下来。
他回家了。在入口处，在大丽花之间，他听到妈妈在用熟悉的轻声调念爸爸的一封来信。在洗衣房里，他撞到了排列整齐的木底皮鞋，朗读戛然而止。他狐疑地看到维奥蕾特姨妈、梅尔克和安娜坐在桌子边。在她们面前防水油桌布上面放着咖啡杯和一块赭黄色的蛋糕。女人们抬眼看着妈妈，妈妈站在桌子前，手上拿着他的日记本，用褪色的棕色带子捆好了的、稍长的记账本。她伴着一个让人不安的声响合上了日记本。
“坐下，路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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