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要用潜水员,手采效果更可取,不会破坏海绵的角质纤维组织,自然就可以卖出好价钱。
与海绵共生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植形动物,主要有体态优雅美观的水母;软体动物的主要代表是名目繁多的乌贼,奥尔比尼认为乌贼是红海的特产;爬行动物以海龟属的维氏龟为代表,这种海龟肉质细嫩而富有营养,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红海鱼类品种繁多,历来引人注目。鹦鹉螺号的拖网打捞上来不少鱼,不妨把最常见的罗列如下:鳐鱼,其中有一种鱼身椭圆,砖红色,身上有大小不等的蓝色斑点,因长有一对齿状尖吻而很容易辨认;银背阿尔纳克鱼;尾部有斑点的魟鱼;啤酒杯鱼,披着两米长的宽大斗篷在水中飘荡;嘴里不长牙的无齿鱼,这是近似角鲨的软骨鱼;身长一点五英尺的驼背鲀,背顶有鳞板突出,状似驼峰;鼬鳚,名副其实的海鳝鱼,银白色的尾巴,淡蓝色的脊背,褐色的腹部镶白边;三色松鱼,身有金黄色的浅纹,竟有法国国旗的三种颜色;身长四分米的加氏鳚鱼;风流倜傥的鲹鱼,身上有七道黑横纹,蓝黄双色鳍,金银鱼鳞满身;还有锯盖鱼,黄头火鲻鱼,樱嘴鱼,隆头鱼,鳞鲀,虾虎鱼等,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海鱼,我们穿越海洋时大都见识过。
2月9日,鹦鹉螺号漂浮在红海最宽阔的海面上,在西海岸的萨瓦金与东海岸的孔菲扎之间,两岸直线距离一百九十海里。
当天中午,尼摩船长测定方位后,便登上平台,我正好也在上面。我已打定注意,若打听不出他今后的行动计划,我决不会轻易让他下去。而他一看见我,便立即走了过来,风度翩翩地递给我一支雪茄烟,并对我说:
“太好啦!教授先生,红海好看吧?海中掩藏的宝藏奇妙无穷,您都一一看得过来吗?红海的鱼呀,植形动物呀,海绵花圃呀,珊瑚森林呀,还有海边城市遗址,您是不是也有所领略?”
“是的,尼摩船长,”我答道,“鹦鹉螺号妙不可言,十分适合这类研究。啊!这是一条聪明的船。”
“没错,先生,鹦鹉螺号聪明、无畏、坚不可摧!它既不怕红海的暴风骤雨,也不畏惧红海的潜流和暗礁。”
“的确,”我说,“红海环境恶劣是榜上有名的,如果我没有弄错,在古代,它就臭名远扬了。”
“名气臭得很啊,阿罗纳克斯先生。古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们没人说过它的好话。斯特拉波〔5〕说,在风季和雨季里,红海航行尤其艰难。阿拉伯人埃德里希曾把红海称作科尔珠姆湾,说红海沙滩埋没过多少过往船只,无人敢在夜间航行。他不客气地说,红海是飓风肆虐之海,那里暗礁凶岛星罗棋布,无论是在水下还是在水上,对航海人‘有百害而无一利’。不错,此类言论,在阿利安〔6〕、阿加塔希德〔7〕和阿特米德罗斯〔8〕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
〔5〕 斯特拉波,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6〕 阿利安,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7〕 阿加塔希德,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
〔8〕 阿特米德罗斯,古希腊地理学家和作家。
“很明显,”我解释说,“那是因为这些历史学家未能搭上鹦鹉螺号航行。”
“没错,”船长笑着回答,“就此而论,现代人并不比古代人先进。找到蒸汽机械动力居然要花好几个世纪!谁知道过一百年后,能不能出现第二艘鹦鹉螺号!进步太慢了,阿罗纳克斯先生。”
“的确如此,”我答道,“您的船比时代超前了一个世纪,也许超前了好几个世纪。这样的秘密却将同它的发明者同归于尽,真是大不幸啊!”
尼摩船长没有回答我的话,沉默片刻后,他说:
“您刚才对我提起古代历史学家关于红海航行危险的言论,对吧?”
“不错,”我答道,“不过,他们的恐惧感是不是言过其实了?”
“是又不是,阿罗纳克斯先生,”尼摩船长回答我说,我仿佛觉得他成了红海的当家人了,“现代船只建造条件良好,船体坚固,靠蒸汽动力机械可以掌握方向,在红海航行并没有多大危险,但对古代船只来说,却是险象环生,凶多吉少。设身处地想一想,古代最早的航海家乘木船渡海要冒多大的风险,他们的船板全靠棕绳拼接,用捣碎的树脂填塞木版缝隙,然后涂上海狗油脂。他们甚至没有测定方向的工具,只是凭感觉在不太熟悉的水流中随波逐流。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发生海难事件才怪呢。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来往于苏伊士和南部海域的客运和货运轮船再不必害怕红海的怒涛了,即使顶着季风航行也不再担惊受怕。现在船长和旅客出发前不必再祈求神灵的保佑,回来后也不必携带花环、头扎金色彩带到附近的神庙去顶礼膜拜、感恩戴德了。”
“我赞成您的看法,”我说,“我好像觉得,蒸汽把水手们心中的感恩之情都给吹掉了。不过,船长,您似乎对红海有专门的研究,您能不能告诉我红海名称的来历?”
“关于这个问题,阿罗纳克斯先生,至今有多种解释,您想知道14世纪一位编年史家是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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