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又胖的女人，脑袋像是被警帽压扁了似的，一直重复着愚蠢的陈词滥调。她的本意是安慰我，可我真想把她推下码头。我抱着亨利的衣服，此刻是清晨五点，已经来了二十一名记者，包括一些电视台的，他们有自己的转播车、麦克风和摄像师，一些文字记者还带了摄影师。一对老年夫妻在现场看热闹，谨慎又好奇。我竭力不去回想警方的描述：亨利从码头的尽头跳了下去，被警车探照灯的光柱照到。我努力不去想。

两位新来的警察往码头前面走去，和一些早已在那儿的警察交谈了会儿，然后年长的那位朝我走来。两撇老派的八字胡，在顶端形成了尖角。他自我介绍，迈克斯队长，他让我想想我丈夫自杀的动机可能会是什么。

“嗯，我认为他不会自杀，队长。我的意思是，他是个游泳健将，或许他仅仅是游到了，呃，魏尔米特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我胡乱地往北面一指——“现在他随时都会回来……”

队长疑惑地看着我，“他是否一直有深夜游泳的习惯？”

“他常常失眠。”

“你们是不是刚吵过架？他是不是很失落？”

“没有，”我说谎了，“根本没有那回事。”我望着水面。我知道我的话听上去没有一点说服力。“我当时睡着了，他一定是想去游泳，又不想惊动我。”

“他有没有留字条？”

“没有。”我正绞尽脑汁地想要编出一个更好的理由，附近岸边突然传来一阵水声。哈利路亚！来得正是时候。“他在那儿！”亨利在水里站了起来，一听见我的呼唤，便潜入水中往码头这边游来。

“克莱尔，这是怎么啦？”

我跪在码头上。亨利看上去很疲倦，很冷。我轻声说：“他们都以为你淹死了。有人说亲眼看见你从码头上跳下去了。他们在这里搜寻你的尸体，已经两个小时了。”

亨利看上去忧心忡忡的，却也很逗趣。他又一次招惹了警方。所有的警察都围到我身边，沉默地朝下望着亨利。

“你就是亨利·德坦布尔？”队长发问了。

“是的。介意我先上岸么？”大家跟着亨利往岸边去，亨利在下面游，我们则在码头上以同样的速度走。他爬出水面，站在沙滩上，浑身上下滴着水，活像只湿淋淋的老鼠。我把他的衬衫递过去，他接过擦干了身体。他把其他衣服穿好，很镇定，等待警方下一步的决定。我真想过去亲吻他，然后再宰了他，颠倒过来也可以。亨利双手抱起我，他又冷又湿。我斜靠着他，感受他的冰凉。他也斜靠着我，感受我的温暖。警察提了些问题，他很有礼貌地一一回答，大多都是伊云斯顿的警察，也包括少数刚好路过摩顿格鲁和斯格齐地区的警察，幸亏没有芝加哥警方，他们认识亨利，还会逮捕他。

“警方让你从水里出来时，你怎么没有任何反应？”

“我戴着耳塞，队长。”

“耳塞？”

“防止水流到耳孔里去。”亨利装模作样地在口袋里掏了一遍。“我不知道放到哪去了。我游泳时总是戴耳塞的。”

“你为什么在凌晨三点游泳？”

“我睡不着。”

诸如此类的问题，亨利摆出各种支持性的论点，他的谎言滴水不漏。后来，警方无奈地开给他一张五百美元的罚单，理由是在湖滩开放时间以外游泳。警方放了我们，我们往汽车那儿走去，记者、摄影师、摄像师们一拥而上。无可奉告，出来游泳而已。请你们不要拍照。“咔嚓咔嚓”。最后我们终于走到汽车前，它孤零零地停在谢瑞丹街上，还插着钥匙。我发动了车子，摇下我这边的车窗。警察、记者，还有那对老年夫妻仍站在草地上，看着我们。但我们没有相互对视。

“克莱尔。”

“亨利。”

“对不起。”

“我也是。”他侧过头来看看我，碰了碰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我们静静地向家驶去。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克莱尔二十八岁，亨利三十六岁）

克莱尔：肯德里克领着我们，穿过铺着地毯、贴着隔音墙板的走廊，进入会议室。会议室里没有窗子，只有一条绿地毯，一张光亮可鉴的黑色长桌，周围是一圈软垫旋转椅。一块白色的写字板，几支记号笔，门上方的一面钟，一只咖啡壶，一些配套的杯子，咖啡伴侣和糖。我和肯德里克坐在桌边，亨利却在屋子里转个不停。肯德里克摘下眼镜，用手指按摩起他精巧的鼻翼。门开了，一位年轻的身穿手术服的西班牙裔男人，推着一辆车走进房间。推车上是一只被布盖住的笼子。“您要放哪儿？”这个年轻人问道，肯德里克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把推车也留下吧。”他耸耸肩走了出去。肯德里克来到门口，拧下某个开关，整间房间里的灯光昏暗下来，甚至连站在笼子旁边的亨利都看不清了。肯德里克朝他走去，在一片沉寂中，把布揭了开来。

笼子里飘出一股雪松的味道。我站着，目不转睛。我看见的只是一团卫生纸做的小窝、几只小碗、一个水杯、一个小运动轮和一些又轻又软的松木屑而已。肯德里克打开笼子的顶部，把手伸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