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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求吉纳福,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

bsp;   汉代择吉之世风

    司马迁的《史记》中有一篇题为《日者列传》的传记,记叙了日者司马季主的一

    番高论令中大夫宋忠和博士贾谊无言以对的情况,说明择吉文化在汉代已非常盛行。由于汉代择吉办事之风盛行,致使“时日之书,众多非一”,出现了各种方便人们择日

    办事的专门历书。出门远行择日,有专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出行宝镜》,专为出入求财行军作战上官赴任等事选方择时而作。此外,有专详葬日吉凶的《葬历》;有专供祭祀用的《祭历》;有专详修造吉凶的《图宅书》和“工伎之书”;有专为移徙所用的《移徙法》;甚至洗发沐浴裁衣制衣,也有专书,如汉无名氏的《出行宝镜》附录就载有“裁衣吉星”一目,叙述二十八宿制衣之吉凶宜忌,如言角宿“安稳”亢宿“得食”氏宿“不安”房宿“益衣”心宿“盗贼”尾宿“必害”等。

    这些专详某一用事的择日历书,极大地便利了人们择吉办事的需求。但政治军事生产与生活的各项用事累百逾千,很难将它们编注为历。即使有那么一些有志者将它们编注出来,人们也无法购置,特别是在纸张刚刚发明尚未普及,还主要依靠简犊绢帛作传播手段的时代。于是,人们不断探寻更为简捷便利的表现方法,由此产生了汉代择吉民俗的第二大特征:择吉日书开始与历书相结合。

    择吉日书与历书始结合的汉代,被称为中国择吉具注历的草创时期。

    择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除了发展之前的五行寄生十二宫和“三合理论”,汉代择吉理论有了新的内容,如关于五行生旺的理论。所谓五行生旺,是说随着阴阳两气的运行,五行会有旺相休囚死5种状态的变化。这也是择吉推衍衰旺的重要依据。这种说法战国时未见,至西汉始出现。还有关于“保义专制困”理论,更是后世众多阴阳数术遵循的重要理论之一。

    这时期的择吉文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各种名称怪异的神煞来表现其基础理论。如东汉永元六年的木简历书,历注中就有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等十二值神。敦煌出土的汉代历书木简,有大时小时月煞土府等历注内容。

    阴阳五行理论及神煞系统的完备,是汉代择吉文化发展完善的重要标志,对后世的影响极大。

    然而,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同时,也带来择吉办法纷庞杂乱良莠不齐的情况,各家之间相互矛盾,让人茫然不知所从。

    唐宋时期是择吉文化走向成熟与繁荣的时期,择吉理论更加成熟择吉神煞更趋完备择吉具注历也日渐完善,这一时期不仅是择吉文化的飞速发展时期,更为后世择吉文化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唐朝时期,人们一方面继承了前朝择吉发展的丰硕成果,一方面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环境中安心推衍阴阳,辩论吉凶,包括择吉在内的各种文化进入了飞速发展的辉煌时期。

    国唐宋择吉文化的发展上《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太宗时,下鉴于当时阴阳书发展过滥,穿凿讹伪甚多,各种无端的拘忌也不少,于是他命令吕才率领十多位学者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编成53卷,再保留旧书47卷,共计100卷,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成书,颁行全国。如其《叙葬书》就对丧葬择日择地进行了批驳。但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堪舆择吉繁荣昌盛的局面。此外,唐宋择吉文化还有一个特点:

    择吉具注历日渐完善。两汉时,日书历书始结合,形成具注历日,经魏晋南北朝数百

    年的传承发展,到了唐宋,已是羽翼渐丰。唐宋具注历书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

    是木刻具注历,一是手抄具注历。

    ◆唐太宗像

    择吉理论更趋成熟

    唐宋择吉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阴阳五行学说普及九宫九星学说产生并广泛应用,以及六十甲子纳音五行的产生和应用。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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