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五行学说自殷末周初产生，经战国时期的发展，渐趋成熟。隋朝萧吉作《五行大义》，集阴阳五行学说之大成，此后，这一理论在民间普及和应用。
九宫九星理论不仅应用于择吉具注历书，更广泛应用于算命。据《隋书经籍志》所载，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九宫卜命书共达22种之多。
六十甲子纳音五行，不仅在择吉文化而且在四柱预测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纳音为汉代易学术语，系将十二地支十二月十二方位八风及卦爻配纳十二律，故此得名。迄今所见的所有敦煌具注历书，每日干支之下无不附注纳音五行。以纳音五行占测六十甲子生人性情及吉凶宜忌者尤其普遍。直到今天，纳音五行理论在中国择吉文化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此外，择吉神煞的详备，也是唐宋择吉文化空前发展的一大表征。择吉主要是依据神煞来择日选时，因此，神煞的完备与否，直接标志着择吉文化的成熟程度。北宋雍熙三年的具注日历序中，明载太岁将军与诸年神的方位及出游时间，并强调人们切忌在太岁头上动土修造。序后有九星方位图，说明九色中依紫白二方修造，法出贵人，加官改职，横得财物，婚姻酒食……此时已具备了太岁月令和干支五行等三大神煞系统。
中国的择吉文化源远流长，在悠久的佛儒道及易经文化长河中，择吉文化与之融合演变，成为中国独特的择日择吉学，并一步步走向完善。清代是中国择吉文化发展最成熟形式最完备的时期。
生产与科学的进步，并没有减少人们对神灵的期待。因为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大了，更高层次的需要又被提上了日程。人类中永远不知满足的本能，使人类永不停止追国求。中国的择吉文化的发展过程十分漫长，上经春秋战国的初步繁荣，汉朝的空前发展，下繁荣成熟于唐宋，至清朝终臻于完善。五清代择吉文化的特点千清代是中国择吉与择吉具注历发展最为成熟完善的时期，当时，清政府下设的钦天监每年颁发《时宪书》（即具注历，因乾隆皇帝叫弘历，为避其讳，故改称《时宪书》）一册，供全国臣民择用。
据清代《时宪书》的内容与形式，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清代《时宪书》实现了年神与九星及二十四方位的结合，形成“年神方位图”，较之前代，至为简洁明了易懂。
第二，在月历方面，清代《时宪书》除了保存前代已有的月之大小月建交节日时天道方位月九星方位当月四大吉时等内容外，还将前代原属于日历部分的候应纳入月历之中，丰富了月历内容。
第三，在日历方面，清代《时宪书》每日所注，详于宜忌而寡于神煞。这与一般人使用《时宪书》的要求正相吻合，这一特点为近世注历家所沿袭。清代以后具注历书的变化，主要是在日历方面，注历家为满足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多种需求，在日之下增注了九星八卦以及每日卦运等内容，在宜忌方面增加了每日冲煞每日胎神和每日吉凶时辰等内容。
择吉文献《协纪辨方书》
清代择吉文化众说纷纭，发展出许多不同流派，彼此矛盾，令人无所适从。面对这种情况，康熙便命大学士李光地等人，编纂古典，御赐为《星历考原》，全书共六卷，以作为择吉术之正统。然而此书既没有对当时所流传的择吉的各种纰缪加以批驳，就连朝廷钦天监所编制的历书，也有很多过错未加校正。因此，其后乾隆又命允禄弘昼张照何国宗等将其重新校正，从根本理论到各类神煞，从抽象义例到具体推法，都以干支生克衰旺之理进行证伪辨谬，成为《协纪辨方书》，是目前关于择吉的最为完备的书籍。
《协纪辨方书》共一百多万字，编录了上千幅简洁的图表，几乎每个概念都对应一个图表，还对各种概念和从古到今的差异观念说法进行了考证辨疑，十分详备。全书共三十六卷，其中本原二卷，叙述择日的各种理论和相关历法知识，以正本清源，使人明白择吉术有所归依；义例六卷，介绍年月日时四大神煞之名称宜忌来源和性质等；立成宜忌用事各一卷，公规二卷，年表六卷，月表十二卷，日表一卷，使用二卷，附录辨伪各一卷。体例完备，考证细节，是目前关于择吉的最为完备的书籍。
古人择吉选日，并非信口胡言，而是根据一定的理论推衍出来的。可以说，择吉文化是一门尊崇自然顺从自然秩序，讲究与自然的平衡和谐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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