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闯王是怎样炼成的

古人说天道变幻，世事无常；今人则说，变化比计划快。古今同理，都说出了一种真实而深刻的存在：世事往往是不可预料的，不仅出乎旁观者的意料，甚至也出乎当事人的意料。就像蜜蜂采蜜的时候没想到能采来一个声势浩大的美丽春天一样，当初李自成被迫加入造反者的行列，也没想到有一天能够修成正果，虽然这正果如同一只易碎的瓷器，转眼之间就被他失手打得粉碎。

想当初，李自成冒着诛灭九族的危险造反，目的既简单又可怜：活下去。

土地兼并是历史教科书上总结王朝更替时经常用到的术语。何谓土地兼并，简单地说，就是本来分属亿万兆民的土地，越来越加速度地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与此相伴的，必然就是绝大多数人失去土地。在几乎完全依赖农业为生的传统社会，无工可打，无商可经，失去土地也就相当于失去了生存的先决条件。因此，土地兼并的一个最直接后果就是人民流离失所，社会失去支撑，越来越多原本安分守己的农民被逼上绝路，最终由民变演变为农民起义。打个通俗的比方，土地集中到极少数权贵手里，相当于社会财富被极少数官员和大资本家垄断，它带来的后果就是社会矛盾激化，两个阶级严重对立与仇视。

拥有土地最多的，首推朱元璋的后裔们，如万历想立为太子却因群臣坚决反对而未遂的朱常洵，后来被封为福王，之国河南。大约是想给最心爱的儿子一个补偿，福王大婚时花费三十万银两不算，万历还“赐庄田四万顷”，又是由于群臣的劝告和抗议，这一数字才得以减半。河南的好田好土一下子划不出这么多，就从相邻的山东和湖广划拨。皇室的天潢贵胄以外，各级官员和缙绅也成为极少数大土地拥有者。《豫变纪略》讲述的是崇祯年间河南的民变经过，对土地兼并下的河南，作者说“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河南南阳的曹家、睢州的禇家、宁陵的苗家和虞城的范家，乃皇亲之外最有势力的豪门，人称“四凶”，此四家“各畜健仆数千人，横行州府，嬉戏之间恒杀人。其平居夺人田宅，掠人妇女，不可胜数。小民不敢一言，有司明知，亦不敢一问也”。

豺狼当道，俊杰之士难免避诸山野；豪强横行，平头百姓自然苦痛不堪。土地兼并、三饷叠加的人祸之下，还有崇祯年间连绵不断的天灾。谈迁称其时的窘迫乃是“贪婪助旱魃之虐，繁苛鼓冯夷之波”。顾炎武冷静地为明末农民算了一笔经济账：江苏的苏州一带，自耕其田的农民约占十分之一，其余的十分之九是租种地主土地的佃户。田亩都被分割得很窄小，往来于田亩之间的道路和沟渠，政府也照样征税，地主也照样收租。由于耕作技术落后，那时的庄稼只能一年一熟，一亩收成多的三石，少的只有一石。地主的租，一亩要一石二三斗，最少也要八九斗。也就是说，农民辛苦劳作一年，天道好的年辰，也不过一亩地收入几斗而已，以至于今天交完了租，明天就不得不靠借高利贷为生了。

崇祯二年（1629），礼部的一个小官员马懋才回了一趟他的老家陕西延安。这里是当时中国灾荒最严重、世道最悲惨，因而也是民变最激烈的地方。马懋才无限悲痛地在他的奏章里描绘了延安的惨况：

我的家乡延安府，自从去年以来一年没有下过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无粮可食的民众只能采摘山间的蓬草果腹。蓬草吃完后，又剥树皮为食。树皮也剥完之后，只好挖山中的石块填肚子。石性冷而味腥，吃一点就感到饱了，但几天后就因无法排泄而腹胀身死。民众有不甘心吃石块而死的，就相聚为盗，稍微有点积蓄的人家就会被抢个一干二净，而官府不能禁止。

最可怜的当数安寨城西的一个粪坑，每天必有无计可施的父母把他们的小孩扔进坑里。这些可怜的孩子有的在号哭，有的喊叫其父母，有的抓粪便吃。到了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全都死掉了，又有新的孩子被抛进去。

更让人奇怪的是，小孩子和独行人一出城外，往往就再也不见人影。后来见到城外的饥民，以人骨为柴煮食人肉，才知道那些失踪的人都被饥民们杀死吃掉了。吃人肉的人只能多活几天，因为几天后他们就会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于是，到处死尸狼藉，恶臭熏天。政府在县城外挖了几个大坑用来埋葬这些死尸，每个坑可以容纳几百具尸体，我回故乡时已经装满了三个大坑。县城如此，离县城远点的乡下没有掩埋的尸体还不知道有多少。

奏章中，马懋才痛心疾首地总结说：“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百姓们为了免死，只有流亡一途，然而奔来走去，遍地流民，“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两千多年前，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在动员民众造反时，说出了最质朴又最深刻的道理：遵纪守法是死，起来造反也是死，同样是死，为什么不换一种思路试试？崇祯年间的民变分子们未必知道陈胜、吴广，但他们以其朴素的直觉，感同身受了陈胜、吴广揭示过的真理。于是乎，前文所说过的王二以墨涂脸杀死张知县的事件发生了。对王二来说，那只不过是一时义愤之下的铤而走险，对中国历史来说，却意味着明末农民战争自此拉开了帷幕。李自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入民变队伍，并一步步由小头目上升为闯将、闯王的。

话说崇祯初年，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