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性格决定命运

崇祯和大明王朝的血脉，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甲申年正月，“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到了火烧眉毛的地步。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是否放弃宁远，调吴三桂紧急入卫北京。吴襄提出，如果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一百万两银子的军需。一百万两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件大事。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苟延残喘，国库里竟然仅有区区四十万两银子。户部官员面对崇祯严厉的责骂，仍然无计可施。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亦即所谓的“内帑”却丰厚无比。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拿出内帑以充军饷。这无疑像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当众顶撞圣上，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后来李自成攻占北京，从明宫搜出的白银竟多达三千七百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内。为了节省一百万而丢掉三千七百万乃至无法估价的整座江山，是否值得？这笔再简单不过的账，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没有钱，皇帝有钱不愿出，想要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渔地从百姓头上搜刮，已经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也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万般无奈，只得要求勋戚、太监们无偿捐助。富有天下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家的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人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银五万到十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一个劲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一万两。崇祯认为一万两委实太少，至少得两万两才够意思。周奎不敢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五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内帑的五千两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两，余下的两千反成了他的外快。勋戚中，只有熹宗皇后张氏的父亲太康伯张国纪捐了二万两。太监中，只有两个人捐了三万两、五万两，最富的王之心仅捐了一万两。其他的勋戚和太监，尽管个个富得流油，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前贴上“此房急卖”的字条，表示他们家已经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从天子到臣子的集体哭穷，这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发起者就是天子崇祯。

与此相对应的是一桩耐人寻味的事：李自成大军围攻北京时，住在彰义门外的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汉，把平生的全部积蓄——白银四百余两——全部捐献给朝廷，充作军饷。这位可怜的老人从户部捐款出来时，耳畔响着轰隆隆的炮声，那是围城的李自成部队在攻城。老人站在街上，忍不住号啕大哭。崇祯听说此事后，下令封老人为锦衣千户。然而这个慷慨赴国难的老人的锦衣千户只当了一天多时间。这天是甲申年三月十七日。十九日夜里，崇祯自尽于煤山，大明江山易主。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开支，崇祯下令大幅度裁撤驿站。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让来往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到农民起义的行列。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

其实，崇祯的“节俭”美德不仅仅是在帝国将亡时才雪上加霜，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一直像一柄无形的剑，把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和这有关。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历朝罕见，一个知县的月薪是七石半，折价十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不过区区六十一石，还不到一百两银子。一个官员要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收入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嘉靖年间，他为其母祝寿时，只能“市肉二斤”。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这种超级低薪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明朝的官僚制度，尤其是中后期，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老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潜规则可循，这本身也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分。

然而，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本人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