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圣经》与政治

《旧约》即希伯来《圣经》的叙事、律法和先知预言至少使一件事清楚无误，这便是在它们的作者看来，上帝的意志及其对子民的教诲囊括了整个人生。在摩西、亚伦（Aaron）一类首领或后世历代诸王的治理下，民众的行为只能由上帝的律法来裁定。他们将自身的存在归功于上帝子民的身份：倘若持守律法，上帝就会守护并眷顾他们；一旦背弃律法，上帝则会给他们带来报应、放逐和奴役。《新约》则传递了一条不那么明确的信息，即其主要人物耶稣倡导一种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非世俗的或乌托邦式的伦理观：勿抗恶，爱仇敌，莫起誓。他的一些言论可以用来明确区分宗教领域和世俗领域：“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21）；“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18：36）。保罗勉励他的罗马受信人顺从当权者（《罗马书》13：1）[1] ，而他本人却与当时的民事权力机构发生了冲突。在《启示录》中罗马被形容为巴比伦的淫妇，预言家盼望着它的毁灭和上帝的统治将达于整个世界的那一刻（《启示录》17：1—6）[2] 。有时，《新约》中勾勒的伦理观似乎仅仅适用于一种世界，这种世界只有在现在的世俗统治者被推翻、一个新天新地得以建立之时才会出现；在另一些地方，尽管仍聚焦于天国的事务，但《新约》似乎更关注使世俗世界在适当的范围内运作。

“当人们主张不可将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时，我不明白他们正读的是哪部《圣经》。”

德斯蒙德·图图，基督救助会公告

考虑到《圣经》文本包含了如此复杂的信息，其中部分还自相矛盾，我们便可料到，《圣经》文本的运用和影响也存在着类似的多样性。在本书前面部分我们对此已有所了解。殖民者的解读能证明基督徒对拉丁美洲和非洲土地的占领、对土著居民的征服甚至灭绝皆属正当。另一方面，同一部《圣经》又能成为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有力工具。我们在本章将考察政治生活的另一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圣经》影响到了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的形成，并进而考察由此产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圣经》与政治权威

芬兰学者海基·雷伊塞宁（Heikki Räisänen）曾声称，《罗马书》第13章第1节（“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是《圣经》中影响最大的单节经文。可能真是如此。诉诸这样一条经文，即使是最不公正、最冷酷无情的政权也能找到一把保护伞，获得神学上的尊贵地位和权威性，因而这类诉求也就屡见不鲜。对此主题的经典论述之一是路德的《世俗权威：它应被顺服的程度》。该书出版于宗教改革初期（1523），试图对君主的权威和职责作出界定。虽然该书为君主的权威提出了一些正面的理由，但其基调却是批判性的，强调了“他们（君主们）应放弃和不应为之的事”（迪伦伯格，第365页）。

路德以毋庸置疑的口吻指出，君主确实由上帝授权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其职责包括追捕作恶者，并处之以极刑。“我们必须牢固地确立世俗法和判决权，无人怀疑此乃上帝在这个俗世上的意志和命令”（迪伦伯格，第366页）。他援引《罗马书》第13章第1至2节和《彼得前书》第2章第13至14节的内容，以证明世俗统治者拥有神授的权力；并引用一系列经文证明世俗统治者使用死刑的合理性，包括《创世记》第4章14至15节、第9章第6节；《出埃及记》第21章第14节以及第23至31节；《马太福音》第26章第52节；《路加福音》第3章第14节，以及《彼得前书》第2章第14节。

截至目前，一切尚可。但路德还意识到另有一些经文似乎与上述观点相抵触，如《出埃及记》第21章第23至25节称：“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耶稣登山训众时引用了这段话，却显然予以了驳斥：“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马太福音》5：38—39）。如何协调这些彼此对立的论述？早期解经家区分了适用于一般基督徒的规则和仅适用于高级或完美基督徒的福音劝谕[3] ，企图以此来协调《圣经》文本中的矛盾论述。路德不赞成这么做，因为这会破坏他理解的《马太福音》第5章第38至39节中的字面含义，他认为这是耶稣的训令。耶稣肯定要求人们勿抗恶，但勿抗恶的是哪些人？

路德试图区分两种“王国”，进而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必须把亚当的所有后代分成两类人，第一类属于上帝之国，第二类属于世俗之国”（迪伦伯格，第368页）。耶稣的训令是针对基督徒的，也将由他们逐字恪守：即使在可望得到法庭帮助时，基督徒也不应追求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人不需要“世俗律法和判决权”。另一方面，统治者有责任约束恶人，帮助那些被冤屈的人获得补偿。“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提摩太前书》1：9）。这两种王国“必须被明确区分开来，二者都可以保持不变：一种是成就敬虔的，另一种将带来外在的和平并预防犯罪；任何一种离开了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