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结语

我希望这部有关《圣经》及其应用的简短小书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人们解读和运用《圣经》的多种方式。《圣经》为人类思想、文学和艺术中某些具有纪念碑意义的作品提供了灵感，同时也滋生了人类某些最恶劣的野蛮、自私和偏狭。《圣经》激发过世间男女的勇敢和奉献行为，鼓励他们为解放和人类的发展而奋斗；同时也为那种奴役同胞、使他们陷于卑贱和贫困的社会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持。《圣经》是基督教实现伟大复兴的根基，最近的复兴体现在基督教在非洲和亚洲的迅速成长上。最重要的或许是，它提供了某种宗教和道德规范的来源，使不同的人群能实现联合，相互关照，彼此保护；而恰恰是这种强烈的归属感，又反过来激起民族的、种族的和国际性的紧张和冲突。

也就是说，《圣经》既是真善美的源泉，同时又曾引起假恶丑的现象。它未曾产出的是某种一成不变的阅读和阐释方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文本无力控制它被阅读的方式。罗伯特·摩根（Robert Morgan）说过：“文本如同死者，没有任何权利”（摩根，第7页）。提出不同阅读方式的是读者或读者群。阅读方式的多样性和阅读群体的多样性是成正比的。

然而，这种多样性却不应仅仅归结为读者的多样性。

《圣经》材料的丰富性，编撰过程的复杂性，隐喻、诗歌、叙事和论述的多样性，都使我们难以指望这部著作只有一种无可争议的阅读方式。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圣经》的诸多读者皆有大量可供选择的材料，也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强调各不相同的方面。

《圣经》材料的多样性自然是宗教社群领袖所关注的对象，他们从其神圣作品中发现了宗教道德规范和启示性真理的源泉。正典化过程，即确立一批公认的具有权威性的篇目，排除那些不具权威性篇目的过程，其目的之一就是在社群内部限制信仰的多样性，防止偏离正统的立场。

在基督教内部，《新约》卷籍第二正典的创作体现出进一步确定并限制阅读《圣经》方式的尝试：《旧约》须从《新约》的角度阅读，同样，因为与《旧约》相关，《新约》也将获得一系列特殊的含义。

而且，一旦正典的边界确定下来，其中的篇目就再也不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阅读，至少在那些接受这些篇目为正典的社群中是如此。因为它们现在已成为一部权威性文集的组成部分，已被宣称为是上帝的话语，对其中可容忍的观点的多样性必须有所限制。文本一旦被正典化，信奉者的期待值就会高涨，读者对它们就须按一种“宽容原则”来阅读。这种原则要求我们在解读文本时，不仅要让文本有意义（即便其中的某些部分可能显得含义模糊且不可理解），而且还要能够解释文本中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重新阐释一些原本看似违背正典总体教义的段落。

但事实却是，就处理宗教中偏离常规的现象而言，将神圣作品正典化只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工具。新教教会的多样性（它们都承认同一部正典）足以证明此点。倘若在一个既定社群内，要使诠释《圣经》有某种连贯性，使其在这同一团体内就有某种稳定性，就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策略。这一点或许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首先，必须限制接触圣书的渠道，只有那些拥有必要的释经技巧和资格、能够确保诠释方式的统一性和连贯性的读者才能被允许解读《圣经》。在犹太教中这种角色落在学者或拉比身上；在基督教中则落在神职人员身上，他们在主教或其他教会领袖的权威领导下展开工作。

这些诠释者的任务，部分是制定诠释规则，部分是提出一种解读方式，使文本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又能与社群的规范达成一致。对于《圣经》所包含的那样一批复杂多样的神圣文本来说，完成这一任务不仅要想出一些策略来调和那些最明显的含义与社群核心信仰明显背离的段落，而且要突出重点——把某些经文放在显要的位置，同时使另一些经文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关键是要通过使用一些像寓意解经法之类的技巧，赋予某些字面意义上就缺乏教益或明显与社群信仰规范矛盾的文本以意义。《圣经》诠释史为那些寻找富于智慧和想象力的释经实例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在这些规则和诠释行为中仍保留了一定程度多样性阅读的空间，诠释者可以在文本与其读者的经验之间建立联系，而且如前所述，允许这种经验影响他们对文本的重述。有商讨和争辩的空间，也有导致真正分裂的成分。中世纪教会通过高水准的综合性控制——神学和政治的控制——成功地容纳了阐释的多样性，并允许神学见解、生活模式和宗教修道会间存在差异。此外还有赖于无情压制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的人，像犹太人、清洁派信徒[1] 和胡斯[2] 派信徒，或使之边缘化。当然，教会里肯定还会有离经叛道者，其中就有破坏了教会统一性的奥古斯丁派托钵修会修士[3] 马丁·路德。

路德对教会的圣礼秩序及其神职人员完全控制上帝恩典分配权的抨击，皆属从教会内部发起的抨击。这种抨击基于路德对保罗书信有关因信称义的阐释，并有赖于对这些文本的严格文法阅读，而中世纪后期教会的阐释规则和实践完全允许这种做法。路德本人是一名合格的《圣经》教师，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反常的行为在教会内部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