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没想到总统竟然真的记住我了。

1962年仲夏，我已经回到了学校，搬进了二年级宿舍，开始上课了。不到一周，我就接到了“迈克·卡特”的第一个电话。

肯尼迪总统每天开会，在公众面前露面，忙得不可开交，但据说他平均每天还是要拨50通电话，许多是在他早上离开官邸之前，许多在晚上他回去之后。他告诉我，电话是他连接日常世界的生命线。我们一起在白宫的时候，他总是在给朋友、国会议员或是他家的兄弟姐妹打电话，他根本坐不住，也不会让空闲时间白白溜走，总是在打电话搜寻信息或是和电话那头一起大笑，这也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方法。

他知道我晚上会在房间里，所以就在晚上给我打电话，我猜他也是一个人。寝室里没有电话，我得去接一楼的壁橱里安的内部电话。总统打的就是那个号码。有时候值班的女孩会把来电者姓名叫出来。总统有波士顿口音，他说“卡特”总是听上去像“可塔”，这名字就会回荡在整个大厅里：“米米·比尔兹利，迈克·可塔找你。”

居然从没人听出他的声音，这让我很是惊讶。每次聊的时候，他似乎从没担心会被认出来。他对风险很敏感，很清楚他该走多远、他这样做什么时候会很危险或可能暴露。他的生存本能肯定让他做出了判断：没有年轻女孩会怀疑一个给宿舍打电话的、叫“迈克·卡特”的男人可能会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总统在电话里会问我无数琐碎的问题，铺天盖地一般，就好像他时间根本用不完一样：我上什么课？老师好吗？我在读什么书？同伴们有意思吗？她们在聊些什么？我晚饭吃了什么？他就是这样。从性格上来说，他就是个好奇宝宝，精力无穷，永远不满足。他会盯住任何人发问，从内阁大员到小助手，只要这人能给他带来新鲜资讯，或是一丁点新闻。

显然他也把这好奇心拓展到了惠顿的二年级班。他似乎很喜欢听我大学生活的点点滴滴，总是听得很耐心，从不打断我，也不会显得意兴阑珊。感觉他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我的世界里一般。当他特别问及我的社交生活时，我还是顶住了追求乐趣的压力，或是和年轻小伙约会什么的，这些从没发生。事实上我还是没有什么社交生活，只有一两次盲目的约会，在这里或者那里，印象都不长久。我只是个大学二年级生，怎么可能对总统不抱一丝幻想呢？

或许正因为我年轻而天真，他才那么享受和我说话。我们不会谈政治、国家安全或是当天新闻，我不会用关于白宫生活或是他周末计划的问题去烦他。我只是聊我的生活，一天天的琐碎闲事、怎么与麻烦室友相处、怎么对付乏味教师等，而他似乎也能偷得浮生半日闲。

“你什么时候能回华盛顿？”每次谈话，总统总是在结束的时候这么问我，然后我就把日历拿出来，和他商量个日子。

戴夫·波瓦斯就会从华盛顿安排好一切，会有车到我寝室来接我，开上三小时把我接到纽约拉瓜迪亚机场(77)。一路上我可以做些作业，或是在罗得岛一家沙龙略作停留，做一下发型，车会在外面等我。抵达机场之后，总会有一张东方航空(78)机票已经准备好等着我了。等到在国家机场（现在叫里根机场(79)）降落之后，举着“迈克·卡特”牌子的司机就会迎上来接我，然后就驶出机场，直奔白宫。

50年以后，这幅场景一直在我脑海里徘徊。1962年，我坐在黑色豪华轿车后座，赶着家庭作业，完全不去想我只有19岁，正在往首都赶，为了一头扑到总统的床上去。前后二元对立，看似极不协调。我简直成了两面派：一方面我是乖乖女，按部就班，不管外部世界在发生着什么。我想我也从总统那里学到了怎么切割我的生活。

只有当我在豪华车上，奔赴白宫的路上，我的思绪才会飘到总统那里去。我会在钱包的化妆镜里检查一下自己的头发和脸庞，尽管我还没化妆或是用什么唇膏。我会在心里默默过一遍我要和总统分享的一个或几个段子。让我想要放弃大学教育、到华盛顿去工作的那种“白宫热”尚未消散，只是被默默藏了起来，成为放在心底的巨大秘密，我在惠顿不能与任何人说。在那里我忙着把平均分保持在均线以上，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图书馆，或者是寝室。但当我跨过波托马克河大桥，从弗吉尼亚州进入哥伦比亚特区，然后白宫渐渐进入视线，当时的那种感觉就会猛地冲回来。那时我就会意识到，我有多想念在白宫里的人，还有我在那里感受到的活力。

很奇怪，我的华盛顿之旅从没让学校里的朋友起什么疑心。学校一直要求所有女生在离开校园的时候在宿舍正门一本本子上做记录，写明我们去哪儿、会待在哪里、计划什么时候回来。老师和训导主任看到“目的地”一栏里写着白宫的时候大为吃惊，他们从没敢问我会去白宫住在哪里。如果有人问起，我就会告诉他们住在“乔治城一名女性朋友”那里，然后声称白宫新闻办公室周末总是要人搭把手。尽管白宫严格来说确实需要帮助，但“我”这一部分就不是真的了。我去那里的时候很少去新闻办公室，我待在官邸里。

1962年10月，当我第二次赴华盛顿“约会”的时候，周日下午迎接我的是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总统。他不再热情洋溢，倒是略显紧张，安安静静，心事重重，眼睛下面还有黑眼袋。我们在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