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儿的头半个小时，我都开始疑惑为什么我会被叫来陪他了。那天晚上，他显然心不在焉，总是在打电话。

他要担心的事很多。几天前，在一连串判决甚至上诉至最高法院之后，詹姆士·梅雷迪思成了密西西比大学(80)录取的第一名黑人学生。但当他去上课的时候，该州州长和副州长命令阻止他进入大学，这迫使肯尼迪总统对州长采取法律行动，并派了军队去保护梅雷迪思。后来这导致了骚乱，两人死亡，最终梅雷迪思还是在密大开始了学业。就这样，总统在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上展现了他的决心，虽说这是他自就职一来就试图避免的。结果就是他的受欢迎率飙升，我到的时候，他应该挺高兴的才是。

但我不知道的是，当时总统正处在整个任期中最戏剧化、最紧张的阶段中：古巴导弹危机。

那个周日我离开他之后，整整两周都没有再接到电话，这实在是不寻常。我当然不知道，当时总统授权了U-2间谍机(81)在古巴上空侦查，结果发现苏联人正在秘密建设核导弹基地，距离美国大陆仅有90英里之遥。到了10月22日，新闻突然就爆发了，我终于恍然大悟。当时是周一早晨，我在上比较政府学课程，明顿·F·戈德曼教授突然中断授课，开始讨论总统计划于晚上7点发表的全国讲话。我们都知道了他会谈和苏联的冲突，关于古巴的导弹。

宿舍里没有电视机，我就去了学生会堂，在黑白电视屏幕上我看到了总统，比我任何时候见到的他看起来都更严肃。房间里恐惧的气氛显而易见。有些女孩相互握住了手，我站在后排双臂交叉。很难描绘当时总统说出我们所处的绝境时那种紧张的感觉，他解释了我们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他提醒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多么想在华盛顿和他在一起，但不得不和别人一样，在电视上看看他而已。我环顾房间，意识到没有一个女孩会和我想的一样。

走回宿舍的路上，我一点也没觉得怕，反而很着急。虽然我已经习惯了在惠顿的时候把我白宫生活的秘密掩藏起来，但我突然之间很想身处华盛顿，我想待在新闻办公室里，我想成为“事件”的一部分。这或许是第一次我用历史的眼光，而不是私人的眼光看肯尼迪总统。那是，他不是我的情人，他是一个男人，手握大权，国家安危系于一身。

那晚我打给了白宫，总机接线员那时候已经很熟悉我了，直接就把我接给了戴夫·波瓦斯。

他显然身处巨压之下，没多少时间说话。“我们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米米”，他简短地回答，“周末左右我会给你回电的。”

接下来四天过去了，进展缓慢。古巴导弹危机，人们都这样叫，新闻上到处都是，某些人深为忧虑，另一些则陷入了彻底的歇斯底里。我们得到警告：防空洞不足。我们四面楚歌，到处都是各种预测，说美苏核大战会带来怎样末日般的场面、多少多少人会死去，等等。我必须承认当时我觉得很绝望，如果不是惊恐的话，我的想法很是天真：如果我能去华盛顿的话，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一点逻辑都没有，但我觉得如果能离总统近一些，能待在做出决定的那座建筑里，我就能更有安全感。

接下来的周五，戴夫·波瓦斯给我打了电话，我跑着去接的电话。“来华盛顿，肯尼迪夫人去格林欧拉了，我会派车的。”

我整理了些过夜的东西，第二天早上签字离开了。

当我在南门廊下车后，我如往常一般直奔楼上。戴夫和我在官邸起居室里玩起了“等待游戏”，隔壁就是总统卧室，当时总统还在楼下和一组心腹谋士开会。人们管这些人叫“×委员会”(82)，就是国家安全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他们在白宫开会，就是为了讨论怎么应对古巴危机。总统在会议开始后没多久加入了他们，但显然他心思不在那里。他说的话让人感觉很沉重。一般来说，他会把总统身份抛到脑后，喝上一杯，尽量把房间气氛搞活，让每个人都很轻松。但他那晚没有这么做。他连开玩笑都心不在焉，像是在葬礼上一样。有那么一会儿，他离开会议室去接另一个紧急电话，回来的时候摇着头，对我说：“我宁可让孩子受伤流血，也不要他死掉。”这不是什么政治宣言，也不算什么轻浮的话，他深爱着他的孩子，无法忍受他们受一点伤害，这只是一位父亲的心里话。

晚上稍晚些，他催着戴夫和我去吃为我们准备的烤鸡肉晚餐，它们现在已经冷掉了。我们开始吃的时候，巴比·肯尼迪打电话来说他在来的路上。他到的时候，我已经躲到了卧室里，没有被看到。因此，我就没能亲眼见证理查·瑞夫1993年传记作品《肯尼迪总统：权力白描》中提到的戴夫和总统间的谈话，瑞夫在这本书里完美描绘了戴夫作为第一朋友的形象。事实上他们聊的时候，巴比一直在描绘一幅灰暗、末日般的灾难图景，而戴夫一直在吃。

“上帝啊，戴夫，”总统说，“看看你狼吞虎咽吃鸡肉的样儿，还把我所有的葡萄酒都喝完了，谁都会觉得这就是你最后的晚餐(83)。”“看巴比说的，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我最后的晚餐了。”戴夫说。

总统和他兄弟一起下楼参加另一场×委员会会议时，戴夫告诉了我刚才发生的事情。总统有信心——至少比巴比有的多——这次危机能和平解决。他刚刚给赫鲁晓夫(84)写了封信，提出结束海军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