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后就是厨房，和其他低级职员在一起。在我们和总统座舱之间有一间会议室，只有总统核心集团才能坐在里面，这次就是肯尼·奥堂内尔、戴夫·波瓦斯、皮埃尔·萨林格，还有拉里·奥布赖恩，他是总统与国会的联络专员，以及优多尔部长。座位很宽敞豪华，所有一切都打着总统玺。头一回乘坐空军一号的乘客，拿点什么餐巾、杯垫、纸板火柴之类的作为纪念品很正常，但我觉得自己并不是普普通通的访客，所以就拒绝了。
那个夏天我还和总统一起出行了一次，这次就没约塞美提和比佛利那么风景优美了。当时他日程表上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苏联的空间竞赛，他决意要让美国成为第一个把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所以这次的行程就包括了国家主要的航天航空设施：阿拉巴马州汉茨维尔(68)的国家航天航空中心；佛罗里达的卡纳维拉尔角(69)；休斯敦新建的载人航天中心；最后是圣路易斯的麦克唐纳飞行器公司(70)——国家航空航天局(71)水星计划(72)和双子星计划(73)部分设备就是在那里建造的。这次旅行为期两天，中间没有停站，只在休斯敦有一天过夜。我又一次坐上了辅助飞机，这次这里面装满了重要人物：副总统林登·约翰逊、陆军部长赛勒斯·罗伯茨·万斯(74)、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詹姆斯·韦伯。还有个人看上去不太协调——广播电视名人亚瑟·戈弗雷，他曾是名飞行员，也是航空行业坚定的代言人。
这次旅行只剩下了关于抵达和离开的模糊记忆。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佛罗里达到休斯敦航程间到我位子前来了。他俯视着我，很有礼貌地介绍了他自己，我却挣扎着解开安全带想站起来。最后站是站起来了，安全带还是没全部解开，很是狼狈。当我晚上在酒店里告诉总统我见到了他的副总统时，他似乎一下子按捺不住，不再沉稳，他说：“离他远点儿。”那时我觉得他这样反应很古怪，但我现在明白了，他把我放在私人那一块儿，但这件事让他警觉到我可能会逾界，而同时他能觉得像林登·约翰逊那么敏锐的政客，简直是“知识就是力量”的活榜样，他或会察觉到我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什么在飞机上，可能还会借题发挥。
时间流逝，离我回惠顿城继续大二学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向父母申请退学，留在华盛顿。我愿意放弃教育，从事这样卑下的工作，他们好像根本没觉得有什么古怪——要是我能实习一结束就在白宫觅得一份工作的话。白宫有着“离权力很近”的光环，肯尼迪政府也极有魅力，我绝不是第一个被诱惑的人。内部人士管这叫“白宫狂热症”，而据我所知，每个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得了这病。我父母觉得我肯定是爱上了政治，而我是在追寻我内心真正渴望的职业道路，绝没怀疑过我留在华盛顿的原因远远比这更私人化。但最终他们还是因财务上的原因拒绝了我的提议，他们已经付了我这年的学费，不想让这钱打了水漂。
我可以理解，但却不很高兴。这个夏天我过得很兴奋、很自在，一想到要回惠顿，那个安安静静、全是女生、规矩森严的学院，实在沮丧。
我把之后的安排告诉总统的时候，他答应我回学校后会给我打电话。当我说电话或许会给他带来麻烦，他说他早想到了。他会用化名迈克·卡特。他挑逗我说回学校就像是抛弃——抛弃了他，然后他在官邸立体声播放机上放起了纳京高(75)（Nat King Cole）版本的《秋叶》(76)，我当时注意到，当歌唱到“但亲爱的，当秋叶开始飘落，我最想念的还是你”，他一下子显得有些多愁善感，也没有试着去掩饰。
我走之前，又给他带去了一张这碟片，封面上用我在公园里捡的树叶做装饰，算是告别礼物。
“你是想让我哭出来。”他说。
“我没有想让你哭，总统先生，”我说，“我只想确保你能记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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