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此时此地疗法

已经把一种心身症状完全转变成了一种自我表现，因为在他短暂的绝望当中他完全彻底地卷入其中。因此，通过集中精力的办法，患者学会了如何充分参与（至少一次）当前的体验。与此同时，他也了解了自我干扰的过程以及自我干扰与全部经历之间的关系。他已经发现一种自我处理问题的手段。

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神经症患者是自我干扰者。心理治疗的所有流派都考虑到了这一事实。事实上，弗洛伊德就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认识才创立了他的治疗方法。在自我干扰的种种形式中，他选择了一种决定性的形式，即“潜意识压抑力”。他说：“不要干扰联想的自由流动。”但是，他也认为，“潜意识压抑力”是“困境的仆人”。因此，他说：“不要陷入困境。”恰恰是这两个禁忌干扰了患者对困境和走出困境的体验。这直接导致了患者敏感度降低，无法对“困境”乃至“过度补偿的厚颜无耻”的体验（最后一点更适用于接受里奇疗法的患者）。治疗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那些压抑的东西，而是压抑本身，是自我干扰的形式。同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由内而外，只能由外而内。

治疗（通过整合分裂的人格重塑自我）必须使患者达到不再干扰自己的目的，也就是说，不再神经兮兮了。如何能在“不干扰患者自我干扰”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前面，我们刚刚提到了弗洛伊德的“不要压抑潜意识”的戒律，而这本身就是对潜意识压抑的压抑，是对潜意识压抑这一过程的干扰。我们所要做的是观察和处理每一次干扰的方式，而不是对潜意识进行压抑（这就是弗洛伊德假设的干扰的原因）。如果我们处理了干扰本身，就是处理了直接的临床症状，处理了患者正在经历的体验。而且，我们处理的是表象本身。我们听到患者突然不说话了；我们注意到患者屏住了呼吸；我们看到患者握紧了拳头，好像要打人，或者摆动着双腿，仿佛要踢人；我们观察到患者如何通过移开视线来中断自己与治疗师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无须猜测，无须解释。

他察觉到这些自我干扰了吗？这一定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向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察觉到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吗？随着他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打扰的方式，他也就必然会越来越意识到自我打扰的内容。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头痛的例子一样，患者正是在忍受干扰（头痛）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如何利用这种机制来干扰自己哭泣的。这个例子表明，患者通过专注于干扰本身（干扰的方式，而非干扰的原因）逐渐认识到他正在进行自我干扰，以及自我干扰的内容。他也变得能够化解自我干扰，去经历并完成未完成的体验。

内射、投射和回射的神经机制本身就是内射机制，通常是在外界干扰下发展起来的。在正常的成长过程中，我们通过反复试错来学习，通过尽可能自由、连续地考察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来学习。

假设有一只小猫在练习爬树。它一点一点地试验着，企图保持身体平衡，测试自己的力量和敏捷程度。但是，猫妈妈不放心，坚持要小猫从树上下来。“小淘气，你会摔断脖子的。”它嘶吼道。这对小猫的成长快乐该有多么大的干扰啊！它甚至会干扰成长过程本身。但是，猫当然不会这么愚蠢，它们把安全问题交给了人类。

相反，像其他动物和明智的人类一样，猫把“促进外部力量转化为自我支持”看成养育后代的基本内容。刚刚出生的小猫既不能自己进食，也不会行走，更无法保护自己。为此，它需要猫妈妈的帮助。但是，它会通过天性和外部学习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人类而言，将外部力量转化为自我支持当然更为复杂。想想看，光给孩子换尿布、穿衣、做饭、选择职业、获取知识，是不是就已经让父母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我们通过教育学到的东西比通过本能学到的东西要多，因此，有关“正确程序”的直觉判断大都丧失了。结果，所谓的“正确程序”成了由世代相传、不断修正的复合想象建立起来的。它们对社会交往的诸多方面都起着支持作用，其中包括行为的方式和准则（伦理学）、导向手段（阅读、世界观）、审美标准（美学）和社会地位（态度）等。然而，由于这些程序通常不是以生物学为导向的，因此，它们常常会破坏我们生存的根本，并且，会导致退化。精神病史一再表明，对性欲的贬低倾向会导致神经官能症。但是，无论这些程序是反生物学的、反个性的，还是反社会的，它们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障碍。如果这些进程不受干扰的话，最终都会形成自我支持。

这样的干扰对培养下一代来说简直就是噩梦。孩子一天到晚耳边听到的都是“别动这个”“别干那个”之类的干扰声。要不，就是孩子一直在说“别烦我！”“让我一个人静静！”而这样的话又干扰了他干扰妈妈的愿望。他的退让也会受到干扰。比如，妈妈会说“你现在那儿别动，好好做作业，别胡思乱想”或者“饭没吃完，不能出去玩”。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遵循完全不加干涉的方针呢？像任何动物一样，年轻人必须体验这个世界，寻找机遇，扩大视野，看看自己究竟能走多远。但是，与此同时，必须对其加以限制，防止他对自己或对他人造成严重伤害。他必须学会应对干扰。

如果父母干扰孩子的成长，或溺爱孩子，妨碍其寻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