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西域

个优秀的管理团队：赵始成为军正（军中的执法官），王恢作为军队的向导，直接负责军事的则是校尉李哆。这三个人里，王恢就是之前以七百骑轻取楼兰的将领，更长期担任汉使，熟悉西域事务，而从后来的表现看，赵始成和李哆更是非常出色的人才。

汉武帝这时也不想引起汉地社会的太大震动。这支军队的主力是“属国六千骑”，属国是指内附的少数民族，属国六千骑即主要由匈奴人组成的六千骑兵；此外有“郡国恶少年数万人”，这显然就是免得你留在家乡惹事，到西方后能建功立业最好，不然死掉也好的态度。

漫长的汉匈战争中，汉朝人最大的麻烦是出击匈奴时的后勤问题，匈奴人最大的难题则是无法攻克汉朝的城郭。现在，李广利麾下的这支由匈奴人构成骨干的汉军，则同时面对着汉朝人和匈奴人的困境：出玉门关到大宛有万里之遥，后勤极难保障；西域小国据城自守，匆促出击的汉军，没有足够的攻城设备。

当时人称罗布泊为盐泽，过盐泽之后，李广利的军队就陷入了困境。一路上遇到小国就尝试攻城，攻克则获得食物，几日不克就只能离开去寻找下一处城郭。终于，李广利的军队进发到大宛东部边境的郁成城，但只剩下筋疲力尽的几千人，无力攻城了。

李广利和李哆、赵始成商议之后，决定退兵，战士最终回到敦煌的，不过十存一二。这之后汉朝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元狩四年（前119年）的汉军大胜，已是十多年前的往事。无疑，这十多年来匈奴人也在思考、钻研汉军的战术，并且找到了对策，纵使卫青、霍去病复生，也未必能再现当年的辉煌。

所以就在李广利西征的下一年，即太初二年（前103年），汉军惨败于匈奴之手。赵破奴是霍去病麾下最重要的两个将军之一，霍去病去世之后，他多次指挥大军，战功赫赫，现在已算得是汉朝第一流的名将。但这一年，赵破奴率领两万精锐汉军被匈奴八万骑包围，全军覆没。

在太初二年的西汉朝廷里，相比皇帝一个演员出身的大舅子带着几千匈奴人和几万不良少年的一次远征失败，这件事引起的震动，无疑要大得多。所以立刻有人提出，停止在西域的折腾，专心对付匈奴。

但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不可能接受这个意见。也许第一次出征大宛确实过于随意，但事情既然已经开始就不能停止。做不到使大宛臣服的话，李广利的这一次失败就会成为永远的笑柄，汉朝在西域列国中的威信也彻底破产，西域就会完全落入匈奴之手，匈奴就会更加强大。这就是所谓“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盐铁论•西域》）。

所以汉武帝把反对征伐西域最激烈的官员丢进监狱，同时派使者封锁玉门关，玉门关外有敢回来的人全部斩首。于是李广利恐惧，留在敦煌筹备第二次远征。

只读《史记》的简单叙事，自然会觉得李广利极其猥琐。但对照一下地图和后世中外旅行家的记录，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一支素质本来就不高的军队，在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竟然向西挺进的直线距离达两千多公里，经历复杂多变的地形，尤其是翻越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山，进入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般认为郁成在安集延以东）再撤回，这本身也堪称壮举。而且李广利团队对第一次失败的教训总结，也算相当到位：

第一，“士卒不患战，患饥”，重点还是要解决好后勤问题，事实上，这不仅是粮食接济的问题，还要不怕繁难，运送巨大沉重的攻城器械。

第二，李广利团队也看出了大宛的致命弱点，“城中无井，皆汲城外流水”，要攻克大宛的城郭，关键是切断大宛的水源。所以再次出发之前，李广利特意配备了“水工”。

《史记》洋洋洒洒记录了汉朝为这次出击出动了多少军人，聚集了多少牲畜。总之，这一次的社会动员强度比之元狩四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社会的承受力却已经远非当年了。大汉的子民本来就像再有一根稻草就会被压垮的骡马，没想到压过来的，却是天山、昆仑山甚至帕米尔高原。

无论如何，汉军这次出击的声势，一下子让西域列国闻风丧胆，他们都老老实实欢迎汉军，给汉军提供军粮。个别例外如仑头（轮台）胆敢抗拒天兵，于是被汉军屠城，之后就再也没有谁敢和汉军对抗了。“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平”是太平无事的意思，对比第一次西征，这次真是顺利之极，所以到达大宛的王城贵山城时，汉军仍然保持绝佳的战斗状态。

有人希望把大宛和两个多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联系起来，认为大宛的王城贵山城可能就是亚历山大在锡尔河南岸建立的“最远的亚历山大里亚”47。那自然会引起一些很有兴味的话题：这里的政权几度易手之后，大宛还保存着几分希腊化文化的气息？大宛军队的作战方式是否和当年横扫东地中海的马其顿方阵有相似之处？

遗憾的是司马迁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信息，他本不是一个对战争细节特别关注的历史学家48，而当时的汉军获胜又过于轻易：“宛兵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