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晾衣绳上挂着衣服，锌制脸盘里种着番茄；那边是富人家的露台，贴着墙的木架子上爬满了藤蔓，花园式露台里摆放着白色铸铁的桌椅，还配备了卷帘遮阳篷；那些是钟楼，敞廊式的钟室里传来阵阵钟声；那些是公共建筑的正面与侧面；那些是雅典式的顶楼与阁楼，属于私搭乱建的楼顶加高层，但从不会受到处罚；那些是在建的或停工的建筑工地金属脚手架；那些是拉着窗帘的大窗户和卫生间的小窗户；那些是赭石色和赭色的墙壁；那边，野草从霉迹斑斑的墙壁裂缝中如瀑布般垂下；那些是电梯的塔楼；而那边是带两开或三开式窗户的高塔；那边是教堂的尖顶及其上面的圣母雕像；马与战车的雕像；那边曾经的豪宅如今已经破败，其中有些又经过翻新改建成一个个单身套间；那些远近高低，参差错落的圆屋顶环绕着天空，仿佛在证实这座城市如天后朱诺般的女性魅力。这些带有拱肋的圆屋顶因时间和光照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白色、粉红色、紫色交替变化，其上是灯笼式天窗，最顶上则是更小的圆顶。
《文学机器》收录了卡尔维诺从1955年至1980年间撰写的大约40篇文章。该著作的封面插图是斯坦伯格的画作。
“[……]现在，我可以将这些文章结集成册，如此，我可以重读这些文章，也可以让大家再次阅读它们，以此让它们停留在属于它们自己的时空里；与它们保持适当距离，以便可以在正确的光线和视角下审视它们；重新追寻主观与客观的转变和延续的脉络；理解我所处的位置；至此一切尘埃落定。”(1980g)
卡尔维诺在罗马家中的书房。
由日本东京的松籁社出版的《帕洛马尔》日文版。
那些徒步或乘车穿梭在城市的石子路上的人是看不到这些的。但是，从这上面往下看，给人的印象就是，真正的地壳就如这石子路一般凹凸不平但很坚实。不过，地壳上有深不见底的裂缝、大断裂带、坑洞、火山口，这些的边缘看似松果的一片片鳞片，人们不会追问它们的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因为表面上的景色已经如此丰富多彩，足以让人头脑里塞满各种信息与含义。(1983h)
1980年，卡尔维诺将他的一些文章结集成册（即《文学机器》），在对作品进行介绍时，他以一贯的祛魅式口吻写道：“社会表现得如同衰竭、滑坡、坏疽（或者就像日常生活一般，表面看来没有那么灾难深重）；分散在裂缝与断层中的文学得以幸存，并且意识到，任何崩塌都不是最后一次，无法避免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他没有因此而丧失勇气，而是努力去理解、建议和创作。相反地，他的一个特征越发明晰，那就是对复杂性、多重性、相关性、多面性的感受，从而在作品中呈现出一种执拗的困惑态度。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个特征从一开始就有显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卡尔维诺在巴黎的阿波利奈尔半身像前。
如今我已步入花甲，我已然明白作家的任务就是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对叙事作家而言，就是讲述、描绘、虚构。多年来，我已不再设定该如何写作的条条框框，宣扬一种文学或另一种文学有什么作用，万一你想写的内容完全不同呢？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了什么。所以，这份文学工作也变成了研究自我、了解自我的工作。
卡尔维诺与萨尔曼·鲁西迪以及两位英国演员在伦敦哈默史密斯的河岸媒体艺术中心介绍短篇小说《冰川》。
我意识到，到目前为止，我几乎没有谈到写作时的乐趣：如果一个人连一点乐趣都感受不到的话，那么肯定创作不出好的作品。对我而言，做我喜欢的事意味着尝试新事物。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单调而孤独的工作，如果你不断重复，那就会陷入无限绝望。当然，不得不说，即使那些看似我一气呵成的内容，也让我费了不少心思。通常，在作品完成后我才会感到轻松与满足。但重要的是我的读者从中得到乐趣，而不是我。
我想可以说，虽然我总是在尝试新东西，但是至少有一部分读者一直追随着我；我已经让我的读者习惯于期待看到新东西，他们知道，我对我的实验配方永不满足，如果我不断重复，我便会兴味索然。
我的书不属于一出版就卖出几万册，第二年就被人遗忘的畅销书。每年都能看到我的书重印，有些每次发行量达一万到一万五千册，我对此心满意足。
到目前为止，我只谈了意大利，但此次访谈的主题还包括一个意大利作家如何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成名。当然，作家的形象会发生变化，因为在意大利，人们是在一个由许多事物、参照点构成的文化背景下，通过作家的所有活动来评判他。在国外，只有那些译作如陨石般从天而降，评论家和公众只有通过它们来猜测它们的原生星球的模样。五十年代末，我的书开始在几个主要国家翻译出版；那段时期各地的翻译风气较之今日更为盛行，因为人们对未来抱有更多期待。但是，有人翻译你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有读者读你的作品。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即使在国外，一本翻译的小说印上几千册，报纸上的书评一片溢美之词，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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